一九四一年，我还接到过一个任务，替毛主席买章回体旧小说，我跑遍重庆全城搜罗了好几百本，交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解放后在北京，王子野告诉我，他在延安见到这批书，毛主席把这些书交给了中央图书馆。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又接到过一个任务，上海出的杂志，不论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买两本，积到一定数量，装箱由海路运往解放区。据告，也是毛主席要看的。
我十分乐意做这种工作，因为可以看过路书刊，同时也可以从毛主席的读书得到一些启发。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这种读书观，这种读书方法，我杜撰称之为“比较读书法”，我们普通人是否也适用，我们能不能学这一套？
我有一种体会，书的好坏，要靠自己辨别，读得多了，辨别能力自然会提高。光靠别人指点自己不肯下点工夫，那只能永远让别人牵着你走。万一碰上坏人来牵引你，像“四人帮”这些坏家伙，你怎么办？
我在《列宁全集》上看到过列宁的一篇读书札记，一张写给秘书的便条，前者大意是说看到有篇文章说某本书有问题，我找来这本书读了，确实是本有问题的书。后者是要秘书找某些有问题的书。你看，列宁读书，不光听别人的评论，他得亲自验证。
“文革”时期，“四人帮”及其徒子徒孙，动不动挥舞大棒，什么“反共老手”、“影射文学”。你想找来看看，对不起，书店早已下架，有的图书馆也不出借了。这是一种封杀灭绝的卑劣手法。“反共老手”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专以诬陷正直的共产党员为职业的棍子、文痞们，这些人才是道道地地的反共杀手。
鲁迅做得更好，他总是把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的论战对手的文章，跟自己的文章印在一起，他要读者两方面都看。不像有的人，只要你看他摘引的那几句，不要你看原文，看全文。弄得你看到批判文章再想找那些挨批的文章，真是费劲得很。难道已经给你打了防疫针，消了毒，还怕什么？你又不是卖的假药？编杂志、搞出版的，能否在这方面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呢？
我还有这样一种体会，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多看点书报杂志的好，你干工作也才能称职。不能把自己装在保险柜里，做“套中人”。我因为做出版工作，要同国外的朋友、香港和台湾来的朋友打交道，见面总得交谈，有话谈。他们提到“先总统”，我说我看过他的《苏俄在中国》；他们提到“故总统”，我说看过他的《风雨中的宁静》；他们提到白先勇，我说看过他的《台北人》。不光看过，还可谈一点读后感，略加评论。我不能让人家看成是个光会谈吃什么、玩什么的人，看成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痴，看成是个只会讲几句套话客气话的官僚。
你看，本来是要回答为什么选择了出版这一行，却大谈起读书。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