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十六日，贾先生从台湾来信说：“忆昔约为一九三四年前后，我们相识于镇江书店，每周六，你必来买韬奋编周刊，那时你在我印象之中，是个好学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过二十二三岁。”
孙女听我念信，笑了起来：“哼！还清秀哩。”
是啊，她看到的爷爷，是个又干又瘪的瘦老头儿。奶奶却说：“你爷爷是清秀。”
不花钱看书，可是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后来是《生活星期刊》）我是每期要买的，事过几十年，贾先生还记得这件事。
《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虽然只有薄薄的十几页，得买回去细细看，反复看。它用大量篇幅报道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每期有四面新闻图片，不仅内容吸引人，编排也很出色，还有金仲华、蔡若虹编绘的“每周时事漫画”。有一期封面，是一个拿着话筒的女学生，站在北平城门口演讲，标题是：“大众起来！”后来知道女学生名叫陆璀。五十年代，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到一套《大众生活》，我把这一期送给了陆璀，老大姐十分高兴，如今她也满头银丝。
《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四分钱一本，合十二个铜板。家里每天给我四个铜板零用钱，我用两个铜板买个烧饼当早点，一个礼拜积余十二枚，正好够买一本杂志。
在书店看书，我特别当心，决不把书弄脏弄皱。放学以后先把手洗干净，再到书店看书。看到哪一页，也不折个角，记住页码，明天接着看。
后来，贾先生到国货公司文具部当店员，文具部兼卖杂志，我也就跟过去看杂志，《光明》、《中流》、《读书》半月刊、《生活知识》这些杂志就是在那里看的。
我只在文具部买过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我用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一九三七年冬天，日本人打来了，我们俩都逃难到汉口，又遇上了。过了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我当练习生。我向黄洛峰经理引荐贾先生，黄经理听说他在书店做过事，他也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这一年我才十六岁，黄经理能让我介绍一位朋友进出版社，实在高兴。
贾先生在出版社没有待多久，他要到战地抗日，报考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从此分手，一别就是五十几年。
黄经理还常常谈起他，问我：“你那位好朋友在哪里？”我不知道，虽然我很想念他。
现在看了他的来信才知道，他在受训以后，被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军报科，也就是陈诚、周恩来任正副部长，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以后被派到西北办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 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教书，现已荣休。
时隔半个世纪，我们又怎么联系上的？
去年四月，知友诗人戴天从香港打来电话，问我可认识一位姓贾的老乡？我立即想起了他，准是他！
原来，台北《联合报》副刊登了戴天兄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这个酒友：“北望神州，怎忘得了范用。”贾先生看到了，写信通过副刊主编痖弦先生打听：“文中所指范用是否尚存在？是否知其下落？”并说：“本人和他过去有很深厚的感情。”
于是，我们通上了信。我高兴的是，贾先生来信说秋后回乡探亲，定来北京叙旧。
他寄来全家福照片，可我怎么也认不出照片上坐在中间的老人家就是贾先生。他看了我寄去的照片，也“不禁感慨系之”，小弟弟成了白头翁！
本月十六日收到他发自江宁的信，说上月十五日返乡，到了南京、镇江、上海、西安，因病不得已改变行程，折返南京治疗，预订的机票须十四日返台，“千祈原谅不能北来苦衷”，并寄来三百元给我进补，他还把我当作小弟弟。
这真叫我失望之至，无限思念，无限怅惘！
他已经八十高龄，倘若海峡两岸通航，往来捷便一些，再次回乡的日子当不会太远。我祈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一个普通店员，一个小学生，过了五十几年仍不相忘，还能相见，岂非缘分！
我见到书店的朋友，常常讲这个买书的故事。我说，开书店要广交朋友，包括小朋友，欢迎他们来书店看书，从小爱跑书店，长大了，准是个爱书人，准是你的顾客。
有人说：“顾客是上帝。”我信奉的是：朋友是无价之宝。
我到香港，参观商务印书馆，看到门市部有一角专门布置给小朋友们看书，地上放着很好看的坐垫，小朋友可以坐在地上看书，想得真周到。我就看到一位小朋友，把图画书摊放在地上，看得入神，店员不干涉，随他。
北京西单附近，有家三味书屋，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都是知识分子。店堂中间放了张大桌子，小朋友坐在那里看书，倒不是专为小读者而设，像我这样的老头儿也可以坐坐，来书店的颇有一些上年纪的人。
但愿多一些这样的书店，多结一些这样的缘分！
一九九三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