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铺有个小排字间，五六个字架，一张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个狭长的铜盘，夹张稿子，右手从字架上拣字，他们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够找到字，而且拣得飞快。我问他拿错了怎么办，他说“不关我的事”，原来另外有个戴眼镜的老师傅专门对字。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间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拣下来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点钟，又做八点钟，还有八点钟：吃饭，睡觉，撒尿，出恭。”“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印刷铺地上丢着印坏的纸片，上面有画儿的，我就捡几张。用红纸绿纸印的电影说明书，我也捡。我认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欢看说明书，我可以送给他，这也是一种乐趣。
我还捡地上的铅字，捡到拼花边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儿啊，更开心。这不算偷，他们让我捡，不在乎这几个铅字。排字工人还从字架上拣了“伏”“星”两个头号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捡来的铅字、花边，拼起来用线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拼不成一句话，却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两个字的贴在墙上，东一张，西一张，到处是伏星，好像仁丹广告。
在这条街上，还有家石印铺，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广告、京戏院的戏单，字很大。我看老师傅怎样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头上，还用毛笔细细描改，挺有看头。就是始终不晓得为什么石头是平面的，不像铅字，用油墨滚一下就能印出字来，很奇怪。
那时候，傍晚街上有唱新闻的，边唱边卖：“小小无锡景啊，唱把那诸公听……”唱词也是用颜色纸石印的，两个铜板一张。我买了不少张，攒起来借给人看。
还有一种石印的小唱本，叫做七字语，就是弹词，唱本封面上有图画，花前月下公子小姐，两三个铜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在家里阁楼上放杂物的网篮里找到的一本《新学制国文》第一册，爸爸念过的课本，油光纸印刷线装，有字有图。第一课的课文是：“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画上远处有两间小茅屋，烟囱在冒烟，还有柳树，飞鸟，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这本课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课文都背得出来。
八岁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学堂，从此，看的书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还在图书室里看到《小朋友》、《儿童世界》、《新少年》这些杂志。到高年级，有两位老师给我看了不少文学刊物，韬奋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这个时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迷。我找到新的天地。我觉得，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书成了我的“通灵宝玉”。
不幸的是，小学快毕业，爸爸死了，外婆和妈妈没有钱供我继续升学，打算送我到一家宁波同乡开的银楼学手艺。我想来想去，要求让我当印刷徒工，因为我看了《新少年》杂志登的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那个叫元生的，姑父劝他去当印刷工，说排字这一种职业，刚好需要读过小学的人去学，而且到底是接近书本子，从前学的那一点，也不至于抛荒。一本书，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说是最先读到那部书的人。当印刷工人，一面学习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满足求知欲。还说，说不定将来也开一个印刷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