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养老金领取者，终于闲了下来。没事东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从能够记事到现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还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洁之地，白纸一张，尚未污染，最可怀念。
甚至还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来，疯狂烧杀，我的家烧得精光，那地方早就变了样，可是留在记忆中的，永远变不了，永远不会消失。
那地方，在长江下游，民国十几年，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城市，有名的水陆码头。
从那里坐火车，可以东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来往的，有大轮船、小火轮，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条街，两边全是店铺。挨着河的房屋，从窗户可以往河里倒脏水，倒烂菜叶子，河水总是脏兮兮的，有时还漂浮着死猫，一到夏天，散发出一股味道。可是一到夜晚，住在附近的人，热得睡不着，愿意到桥上乘凉，聊天。迎着桥的日新街，酒楼旅馆，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还热闹。
这座桥叫洋浮桥，北伐以前，往东不远是租界，大概桥的式样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十几年前，舒告诉我，他的老太爷在租界里的海关当过“监督”，谈起来，江边一带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妈妈跟我，我很寂寞；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有一种孤独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桥边开豆腐坊，挣了钱，开起百货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现在的说法，当经理。
我不喜欢在店里玩，一点不好玩，成天的的得得打算盘，买东西讨价还价，烦死人。姑娘们买双洋袜要挑拣半天，说话尖声尖气，我有点怕她们。
那时候，我已经认字，认方块字，拿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用毛笔写上“人”、“天”、“大”、“小”……后来从书局买来成盒的方块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画儿，好看，我很喜欢。红纸做的方块字送给隔壁的小丫头牙宝，她死要漂亮，学大人涂胭脂，吐点口水在红纸上抹在嘴唇上，血红血红的，好怕人。人家说牙宝长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来，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日子过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乐趣，我用好奇的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乐趣。
我觉得最好的去处，是对门的那家小印刷铺。铺子不大，在我看起来却很神气，因为店里有两部印刷机，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对开架子”，小的叫“圆盘”，是后来到汉口进出版社当练习生跑印刷厂才知道。
印刷机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见，常有过路的乡下人站在门口看机器印东西，看得发呆。圆盘转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蛮好听。三伏天，狗都不想动，街上静悄悄，只听见印刷机的声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看一张张白纸，从机器这头吃进去，那头吐出来，上面就印满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圆盘上调油墨，绿的跟黄的掺在一起，变成草绿色，红的跟白的掺在一起，变成粉红色。我很想调调，当然不许，碰都不准碰。
后来，上小学了，我有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于是大调特调，随我怎么调都可以，开心极了。
我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自己欣赏。说不定抽象艺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家，就是这么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