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1913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二程区一中农家，当时有父母姐及我共四人，自田五斗，地六升，松山一块，房两间，耕牛半头（与他家共一头），另佃有租田八升。
自八九岁起在家帮助父亲劳动，放牛及做些零碎家务。十二岁时上了一年小学，后因学费困难辍学。
1927年学了几十天篾匠，因学徒生活太苦，又回家种地，给地主打短工，并参加了农民协会。
1928年春夏之间到汉口土工厂作工，因收入不大，父年迈，于夏秋之间又回家种地。
1929年春父逝，典卖了家产并借债几十元安葬父亲后，家中只剩我一人。
这是1953年韩先楚任中南军区参谋长时，在他的《干部履历书》里的《自传》中开篇的几段文字。
当时，包括刘震在内的本书中的名将，都要填写这样一份《干部履历书》。不知道各自的《自传》里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共同点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放过牛。而和丁盛一块参加红军的6个人，干脆都是放牛娃。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只打了个尾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打了两年多后它才参战的。于是人们就不能不惊异，美国怎么一下子就出了那么多二战名将？
巴顿、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马歇尔则是西点军校校长。西点军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军校，也是美国最难进入的高等学府。军校无疑是将军的摇篮，而这些4星、5星上将更是从小就立志献身军旅，效命沙场。出生于军人世家的巴顿，玩具除了玩具士兵就是各种枪支舰炮，读书后最喜欢的就是军事书籍，少年时代手枪、步枪就打得很准。麦克阿瑟的父亲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对他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所以有人说他“为其军事生涯做准备，实际上始于襁褓之中”。他在同届西点学员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创造的学科成绩数十年没有人打破。漫长的和平年代，军人的才华难以显现。艾森豪威尔直到30年代末期，还是一名少校参谋。可他们就是在这种难耐的寂寞中，义无反顾地修炼、磨砺自己的军事技艺，为战争而时刻准备着。
刘震、韩先楚这些人准备了什么？
韩先楚3岁时丧母，5岁时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体弱多病的父亲带不了他，他就跟着姐姐去了人家的屋檐下。3年后，按今天的标准，8岁的孩子还是撒娇的年纪，也该上学读书了，他回到父亲身边做饭、打柴、种地、放牛，料理家务。学篾匠，闯汉口，都是为了生计，一种人类最原始的欲望。父亲不到50岁就去世了。赤条条没了牵挂，他就拿枪去揍这个不平的世界。
世上再苦再穷的男孩子，好像也不能没个男人梦，而那时那梦通常是离不开军事和打仗的。把牛拢在一起，放牛娃们就开始演练打仗，通常都是由还没有官名“韩先楚”、而只有乳名“祖宝”的他担任司令。他们在山坡上、河边、池塘边冲呀杀呀，喊呀叫呀。没人说那是在为日后的战争进行操练、预演，那稚嫩的身影和杀声，却也不能不使那个世界感到一种颤栗，也给他们的垂老之年留下一丝童年的亮色。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还有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自然也少不了精忠报国的岳飞、岳家军。在田头，在油灯下，经乡间说书人、文化人而世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三国、水浒、岳家军、杨家将中的人物了。他们在东西南北中的男孩子心头落脚，激荡起一种本能的尚武精神，在不知不觉中营造着一种原始的军事文化。
包括韩先楚和他当年当营长时的搭档在内，我军1965年前的1613位将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为其军事生涯作的准备。
从农民到士兵，刘震的优势是学过工匠，会吊线，对射击瞄准的“三点成一线”的理解，似乎应该比别人容易些。
可作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呢？
当巴顿拿着像他后来指挥的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一样的玩具枪炮，在演练一个男人的梦时，刘震、韩先楚和他的伙伴手里，操练的是什么家什？是不是捡起根棍子，往肚皮上一顶，就是一支枪了？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不成比例，不成对手。就像一位拳击手，拳击协会一看那个头、肌肉，再让你抡两拳，你就不用上台了，甚至干脆把那拳击执照都取消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对垒的一方。
红25军到陕北后，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232团团长韩先楚率团俘获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①以下1800余人。高福源曾任张学良卫队长，被俘后又被派回去见张学良，对促进“西安事变”起过积极作用。可被俘之初，就像后来在东北抓获的那些俘虏一样，高福源根本就不服气，认定自己是一时疏忽大意。不然，我堂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怎么会输在你们这些没掉进灰堆里也土得掉渣的土包子手里？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不敢出兵。在美国人眼里，除了美国人之外都是土包子，更何况这支土得不能再土了的中共军队。结果一交手就尝到了对手的厉害，几招过后就晓得对手那技艺丝毫不比自己逊色。
在美国唯一享有元帅荣誉军衔的麦克阿瑟的心目中，印象深刻的那些中共对手里面，当然是不会没有从“万岁军”军长开始的本书中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将军的。
麦克阿瑟拥有美国最大的私人军事图书室，巴顿名列第二。拿破仑统率大军驰骋欧洲时，帷帐中总是摆满书籍，除了军事类外，还有戏曲、小说、叙事诗、历史、地理、日记、回忆录等。1812年兵败莫斯科后片纸未剩，回到巴黎还时常念叨这些书，近千册的书名几乎一一记得。
如果刘震、韩先楚、胡奇才等人，拥有、并且读过这么多书，他们将如虎添翼。他们也曾多次表达过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今天我们也不从放牛娃中选拔将军。但是，历史必然也只能造就出这样一批将军。为肚子造反的人，不可能背上书包去读书。共产党人的经济条件和作战形式，也不可能使他们拥有并携带这么多书，而且他们也不需要这么多书，甚至就不需要书。因为凭他们那点文化水儿，多么好的书也难以读懂。
一个人就读、毕业的学校，往往就是一个人的品位和身价。西点、哈佛、清华、北大，听着这些名字就让人肃然起敬。延安军政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这些名字听着挺响亮的高等学府，在刘震和他的校友们的正规履历书里，并未使他们获得大专学历，但对他们的将星之路却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
从立正稍息到战略战术，从学文化到学政治、经济、哲学，乃至席地而坐就是课堂，堪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延安窑洞大学，拥有最好的老师。毛泽东经常给学员讲课。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等，还有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都是窑洞大学的老师。《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有三卷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比数量更厚重的是质量。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江西长征到陕北，30万红军剩下3万人，又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共产党人怎能不如饥似渴地学习、总结、提高自己呢？
在韩先楚24年的战争生涯中，有6年时间是在延安读书学习，两年任抗大总校1大队大队长。而1936年1月红军大学（抗战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成立时，刘震就是第一批学员。这是他们军事生涯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缺乏资料，又采访不到见证人，也就无从知晓这段颇长的，也是难得的闻不到硝烟的岁月中，他们是怎样积蓄力量、磨砺刀枪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结果，是毕业后重新带兵打仗，一出手就爆发出来的灼眼的光芒，是那军事技艺一下子就跃升了几个台阶。
由林彪任校长、后来又兼政委的红军大学，编成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他们是：陈光（第一科科长）、罗荣桓（第一科政委）、谭政、彭雪枫、罗保连①、周建屏、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苏振华、陈士榘、赵尔陆、杨立三、谭冠三、莫文骅、郭述申、耿飚、张纯清②、贺晋年、符竹庭、刘惠农③、宋裕和④、彭加伦⑤、边章五⑥、张树才⑦。
张经武、杜理卿①、吴富善、肖文玖②、童小鹏③、贾力夫④、邓富连⑤（邓飞）、张达志、刘震、林彪、黄永胜，还有朝鲜同志武亭⑥、越南同志洪水⑦，共40人，平均年龄27岁，人均身上3处伤疤——且不说这些大名后来如何如雷贯耳，就凭人均3处伤疤，就能明白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所大学。
1954年，刘震、韩先楚和许多当年延安窑洞大学的同学，步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深造，却已是马后炮了，难以让我们求证战争年代所向披靡的军事技艺从何而来。而且，即便是这种严格、正规的学习环境，也未能褪去许多人在识文抓字上的大老粗本色。
不知道刘震可曾出过什么笑话，韩先楚管“瀑布”叫“暴布”，“擅自处理”叫“檀自处理”，“提高效率”叫“提高效率（shuài）”。“文化大革命”前换个秘书江如芳①，他称之江如“芬”。战争年代文化高的不多，纠正的时候就少，和平时期就不同了。见大家都笑，他就知道又当了“白字先生”，就问又是什么字弄错了，快告诉我呀，也跟着笑。
威远堡战斗前看地图，他指着“郜家店”的“郜”，问这个字念什么。身边的参谋、科长，大都高小毕业，有的还是中学生，瞅一阵，又研究一阵，没一个认识。他有些不解：我是个大老粗，你们可都是秀才呀？
那地图上不认识的字太多了，却从不影响他排兵布阵，有时一眼就能窥透要害。
战前的方案之争，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报。只读过一年书的纵队司令员亲自动笔，咬出一脑门子汗，拿去机要室一看，字写得扒扒拉拉不说，简直就是白字、错字连篇，有些字不会写，画的都是圈圈。
一封天书似的电报，却是严谨、简练，没一句废话，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
那是身边那些喝了多少墨水的人，都写不出来的。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①本书许多名将似乎体会不到陆游诗句的浪漫，也绝少长篇大套的理论色彩，却出手就能致对手于死命。
俄罗斯军事理论家约米尼②，近一个世纪前就说过：“假使让我考选将才的话，对于能够把敌人行动判断得清清楚楚的人，我会把他列入第一名，而对于深通战略理论的人，却还要摆在次一等——因为这种理论讲起来固然头头是道，而实际运用起来却实非常困难的。”
能读懂战争这本大书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个红安县出了200多个将军，为什么？穷，穷则思变，要革命，要造反。可那时哪儿不穷，为何红安独领风骚？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特的也是巨大的作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安人董必武，1920年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红安先后有30多人入该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回乡宣传马列主义。于是，才有“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文化大革命”开始，韩先楚忧心忡忡。中国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可从当年红军“肃反”开始，我们为什么总是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拿知识分子开刀呢？
他在办公室转着转着，突然停住：你们说，我是不是知识分子？
秘书夏承祖①和江如“芬”，看看韩先楚，又转而互相对视着，愣住了。
知识分子应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又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司令员肯定是个脑力劳动者，可那另一半呢？他有领导能力、水平，战争年代打了那么多好仗，一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是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都不如他。国民党那些从著名学府、军校毕业的将军，更是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从这上讲，到底是谁更有知识呢？可从传统和现代的标准讲，这“知识分子”的标准，不都是以相当的学历来界定的吗？那么，你这个只读过一年书，“芬”、“芳”不分的大老粗，又怎么能算作知识分子呢？
两个秘书认定司令员的问题有道理，可问题来得太突兀，一时间就难以作答。
韩先楚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一字一句地道：我是知识分子。
声音不高，却是坚定、自信，甚至还挺自豪。
本书写到的这些名将，无疑都是战争大学的高才生，军事科学领域中有真才实学的大知识分子。
一个杰出将领的名字，总是与一个或数个著名的战斗、战役相伴的，和平时期而能够青史留名的将军，应该是理论研究型的，而这种将军的成果，也需要下一场战争才能证实它们的价值。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四野当然不止本书写到的这些名将，一野、二野、三野还有那么多名将。战将如云。他们是从千军万马中打出来的名将，首先则是幸存者——谁知道第一次战斗，刚跃出堑壕就中弹牺牲的知名的不知名的烈士中，有多少人后来可以成为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