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裴子这个校长，当得很够格，也很出色。辛苦很多，比如向南京国民政府催讨学校经费；尴尬也不少，比如对国民党要求在学校推行的“党化教育”。蒋梦麟在校时，他是副校长，主要操持文理学院；蒋不在时，他代理校长，需要打理的是整个学校。想必蒋梦麟和他说起过如何替蔡元培掌管北大，自谦是“竭力维持蔡先生的精神不堕”，邵裴子辅助蒋校长，则是打造一个新生浙大。1930年蒋梦麟正式掌北大，浙大完全交给了邵裴子，也许他原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较长时间地施展身手，但实际却还不到一年半，就辞职或被免职了。
据说邵裴子的去职起于蒋介石对国立浙江大学的一次视察。老蒋对其家乡的这所大学一向是很重视的，让校长蒋梦麟做了教育部长，对继任的邵裴子也想按自己的意愿来要求，要求之一，就是加入国民党。这个要求当然也不是只对邵裴子一人，当时的大学校长，都必须是国民党员。邵裴子的不同，在于蒋介石那次视察浙大时，亲自予以“动员”，却被邵婉拒了。虽然蒋介石还不至于当场发作，但后来的事实是，邵不仅受到了校内国民党CC派势力的排挤，学校经费也被南京政府克扣，教师连续几个月拿不到薪俸，苏步青家庭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就是出在那个阶段。因此有资料说，“邵裴子终于怒火中烧，拂袖而去，辞去校长的职务”。邵裴子是有骨气的，宁折不弯；但邵也并非知难而退之人，国立浙江大学不会在他的手里办不下去，所以也有另一说，邵裴子的卸任，是被免职的。继邵裴子之后上任的校长程天放，乃国民党CC派骨干，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杭州直大方伯是个很出名的地方，也是现在不太容易搞清楚的地方。这一带在南宋时期是宗室子弟的居处，应该建有许多深宅大院，当时名为中班街。明仁宗年间，布政使应朝玉把家安在了此地，因布政使又称“方伯”，故地名改成了大方伯里。宋时的老房子大概都在那时候拆除了，应朝玉重新建了宅邸，是很大的一个建筑群，跨越横、直两条巷子，所以又有横大方伯里和直大方伯里之别。但时至清代，横大方伯里已不复存在，只剩了直大方伯里，其位置从现在来看，约摸就是解放路和庆春路之间，临东河的那一段。
邵裴子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的家，就在直大方伯里，具体门牌据说是直大方伯大德里7号。按理说邵裴子作为杭州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得以保护，可是我数度寻访，还是未能寻见。邵裴子在直大方伯里居住的民国年间，东侧临河一段因宋时为回民丧葬之地，人称“回回坟头”，很是荒凉，故八叉弄、大德里、萧王弄、马所巷等里弄，均应在西侧，现在也都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不知道邵裴子究竟在直大方伯里住过多久，听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浙江省文管会主任时，他是住在马市街的：“邵裴子家在马市街，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墙门。……政府本来安排邵裴子住别墅，但老先生一定要住老墙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觅得这一处极富杭州市民文化色彩的院落。”马市街与直大方伯里相邻，都是南北走向，现在有小营巷可连通，估计过去的大德里，也可连通，说不定所谓住在马市街和住在直大方伯里一样，其实就是大德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是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邵裴子新觅了一处住房，而是邵执意不肯搬离其老屋。他在“大德里7号”一直住到去世，这故居未能留存，实在是太可惜了。
从直大方伯里过万安桥，横穿建国路，经华藏寺巷，就到了大学路；再左拐走不多远，便是蒲场巷。应该说是蒲场巷旧址，巷已经没有了，但巷址上由普慈寺改建的求是书院，还有一小间门面，挂着门匾，露出院内的一角飞檐。邵裴子先是在这里做求是书院的学生，留学回国后又来这里，先后担任已改称浙江高等学堂的英文教习、教务长，直至校长，然后去北京；北伐战争前夕返杭，参与第三中山大学的筹备，依然是在这里，从辅助蒋梦麟校长，负责创建文理学院，渐次延续到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在有关浙大初创时期的各种资料中，邵裴子的回忆尤其弥足珍贵，他是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以浙江大学的地位，称其为“杭州瑰宝”毫不为过。在众多浙江文化名人中，邵裴子的一生并无鸿篇巨作，却极具声望。在他为数不多的编著校译中，有一部四卷本《林和靖先生诗集》很是特别，杭州人对寄情西湖的林和靖大多偏爱，邵裴子亦然。苏东坡称赞林逋，将其诗、书与人品兼之，邵裴子于历代书法颇多研究，能治印、工诗文、精鉴赏，对林和靖的偏爱，也有着人品上的认同，其私德之高洁，之澄澈淡远，皆为人称道有加。除了在直大方伯里住普通民房，“校长当时有专用轿车，他却不轻易动用；公务出差，不住高级饭店而是住在普通旅舍”，他自己一辈子与教育打交道，孩子却没有上过大学，“邵先生的大儿子在皮市巷路口修皮鞋，二儿子在大连铁路当锅炉工”。这当然是后话了。
曾任国家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写过这样一首诗：
多闻直谅邵南江，金石名家书更长。
世态趋炎君态冷，一官长因度支郎。
榆钱满地不疗饥，断石残金有尽时。
贫士交情竞何恃，风阑心事我空知。
炎田寄我一封书，相爱终惭我不如。
欲使儿曹知古谊，锦囊吩咐好收储。
此诗题为《丙寅岁暮怀邵裴子》，从时间上推算，应作于1986年，其时邵裴子已去世18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