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初到浙大时，苏步青聘书上写明的月薪是大洋300，而燕京大学开出的价码则为240美金。虽然苏还是选择了浙大，但学校承诺给他的薪金，后来却未能兑现。“当时，国内教学的条件很差，工资都发不出。”苏步青说。他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说的那个“当时”，已经连续4个月拿不到一分钱了。随苏一起回国的有他的日本籍夫人和两个孩子，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使他的家庭生活颇感窘迫，思来想去，苏步青萌生了去意。
得知消息后，邵裴子连夜登门，竭力挽留。邵先是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200大洋救急，对苏步青说，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宝贝。在随后几天里，又为之筹措了1200大洋。有一段故事，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我听说，苏先生准备重回日本……”惴惴的，邵校长问话时脸涨得通红。“我实在是面临诸多困难，事出无奈，确有此想法……”吞吞吐吐的，苏步青回答时脸也涨得通红。“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脱口而出。“这是真的？”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他再一次表示肯定。“好啦，那就不走了，那就不走了！”苏步青活脱脱就像一个孩子似的，攥紧邵校长的手连声地说。（张光武《苏步青与松本米子的爱情故事》）
我相信一个大学校长和一个数学教授的对话，不太会是这个样子，并且邵裴子和苏步青谈论学校经费、教授薪金，以及人才的去留等问题，也不可能这么简单这么轻松。邵裴子是教育家，也是经济学家，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当时肯定正受着理想和现实无法协调的煎熬，苏步青对邵校长的苦衷，一定也具有知识分子的肝胆相照。只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既无旁人在场，后来的讲述也就难免是凭借想象了。事实上许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苏步青只淡淡一句：“我在代理校长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邵裴子心里，苏步青这个“宝贝”于浙大，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道理讲得再多，要留住宝贝的燃眉之急，还是钱，掏自己的腰包是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虽然邵裴子自己的校长薪俸也只有600大洋。
邵裴子正式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是从1930年的7月到1931年的11月，他在这期间引为“宝贝”、委以重任的知名学者，除苏步青外，还有物理学家张绍忠、生物学家贝时璋、教育学家郑晓沧等。这些名家受聘国立浙江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为学校师资壮大了阵容，更在于对各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而且此后多年，他们也都一直效力于浙大，痴心不改。
张绍忠是蔡元培推荐来浙大的，邵裴子除聘其为教授兼物理系主任，还让他作为自己的助手，担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不仅自己来了浙大，还从留学回国后最初执教的厦门大学邀请了朱福炘助教和金学煊技工。就是他们这3个人，一个教授，一个助教，一个技工，掀开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历史。该系创办的当年即招收新生，开设了一年级全部物理课程与实验。稍晚一些，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教育学硕士的郑晓沧，也创建了浙大教育系，请来任教的孟宪承、俞子夷、庄泽宣、黄翼等，堪称当时中国教育学、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最强师资团队，而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的贝时璋，则随后创建了生物系。贝的作为尤其传奇，在师资尚缺的情况下，他居然一个人开出了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遗传学等多门课程。经邵裴子网罗的这批专家学者，或具备广泛的号召力，或能独当一面，都是青春时代的国立浙江大学之栋梁。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前辈们的卓著学识和报国之心，都依然为今人所感佩。
在邵裴子掌校的1931年，也许正是创办之初的浙大数学系在教学上首先显露活力的一年。那一年，陈建功与苏步青分别主持了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讨论班，这个教学方式不但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还逐渐完善成了一种模式。苏步青在谈到讨论班这一形式时，曾经说过三点体会，一是培养学生的严谨作风，二是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三是教师可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个别指导，三点体会均为一个指向，那就是以学生为本。以讨论班的形式授课，学生事先须仔细阅读书籍和最新文献，阅读中遇到问题要习惯推敲，这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就被激发出来了。苏步青第一批学生中有个方植德，经这一模式的培养而成材，方植德毕业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时，又沿袭这一模式，在厦大培养出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当然这是后话了，然而对于校长邵裴子来说，却正是其提倡“学者办学”的一个注释。
至于教学上的事，邵裴子也不是全然不管。副教授佘坤珊刚从美国回来，英文比国语还顺溜，对学生的要求，则近乎自己在美国课堂，连一年级新生也必须能通读原版哈代小说，而且还要掌握英文诗歌散文，令不少学生难以承受。邵裴子听说后，就找了佘先生，完全以商量的口吻，问能否视程度不同，将学生分为A、B、C三个班，按部就班，因材施教。邵裴子也是留美的，回国后在浙江高等学堂也讲授过英文，对自己在教学中感知的学生学习之长短优劣，他都一一告知于佘坤珊，至于分班的具体实行，全由佘定，佘坤珊采纳了邵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