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9 月，当第一次发动政变时，蒙博托表现得紧张不安、犹豫不决，对刚果出现的乱局明显感到沮丧和恐慌。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往往要求联合国官员伴随左右出行，经常三更半夜造访“皇家旅馆”，那里是联合国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总部所在地，来时总是显得疲惫不堪，有时甚至极度绝望，在那里待到深夜，喝得烂醉。联合国驻刚果首席代表拉杰什沃·达亚勒当时就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被自己所承担陌生而又重大的责任所累，被自己国家面临的困难所累，如此苦恼、焦虑、不安，几近崩溃边缘。”在回忆录中，达亚勒写道：“蒙博托让人想起哈姆雷特，处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忠诚之间，备受折磨，对自己没有信心，内心充满着疑虑和恐惧。他那表情多变的面容显得暗淡沮丧、心不在焉，戴着一副墨镜，使得外表显露得更为忧郁和悲伤。”
可是，蒙博托又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帮凶，主动参与了西方国家政府的阴谋诡计。“时不时地，”达亚勒写道，“西方国家武官们会拜访蒙博托，随身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厚厚的、扎成小捆的棕色纸片，他们会慷慨、亲切、笑容可掬地堆放在他的桌子上。”中情局站长劳伦斯·德夫林与他建立起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向他提供资金，用以保证军队的忠诚。在随后的几年里，蒙博托的财富基本上是依赖他与中情局的关系。
蒙博托的政变导致刚果进一步分裂。他组建了一个过渡政府，保留了卡萨—武布的总统职务，但却把所有卢蒙巴的支持者都排斥在外。求得联合国保护后，卢蒙巴本人继续住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总理府，那是一栋坐落在绝壁上、可以俯瞰刚果河的建筑，内圈由联合国军队驻扎在花园里把守，防止他遭到逮捕，外圈是蒙博托的士兵，将总理府团团围住，防止他逃跑。他的行为依然是变化无常。有一次，他威胁说，要动用苏联军队把联合国“无情地”
赶出刚果。“为了拯救国家，哪怕是需要请来魔鬼，我也会毫不犹豫，在所不惜。我相信，有苏联人全力支持，无论如何，我都将会是胜利者。”四天后，他又请求联合国协助，要与卡萨—武布和解。
与此同时，中情局担心卢蒙巴会重新掌权，而继续实施其暗杀计划。
在9 月21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强调：“只要卢蒙巴……不被除掉，就仍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素。”
中情局一位资深科学家西德尼·哥特列卜准备停当了一套暗杀装置，其中包括一种特制毒药，能够“引发一种非洲当地本土特有的致命疾病”。哥特列卜通过外交邮袋将这套装置递送到利奥波德维尔，然后于9 月27 日只身赶到那里，教授拉里·德夫林a 如何使用。哥特列卜告诉德夫林，毒药必须放在卢蒙巴的食品中，或是牙膏里。但是，还没等德夫林制定出潜入卢蒙巴官邸的计划，这种毒药已经过了有效期。据德夫林称，他把毒药连同那套装置统统扔进了刚果河。
比利时人也在制订暗杀计划。10 月6日，非洲事务大臣哈罗德·阿斯普里蒙特·林登伯爵给伊利沙伯维尔的比利时官员发去一份电报，这位伯爵正是加丹加分裂活动的总策划人，他在电报中概括了比利时的意图：“为了刚果、加丹加和比利时的利益，我们的主要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果断除掉卢蒙巴。”
根据一份由比利时官员整理的会议纪要，蒙博托、冲伯以及他们的外国顾问等人举行了一个会议，与会人员达成基本共识，认为卢蒙巴应当“被清除，如果可能的话，在肉体上清除”。这份日期标为10 月19 日的会议纪要上呈给了博杜安国王，国王在空白处加了批语：“任何人都不能允许80 年之功废于某一个人充满仇恨的政策。”
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合国官员深知，卢蒙巴的处境是何等危险，并曾告诫卢蒙巴必须留驻在首都自己的官邸里面，他们才能为他提供保护。然而，到了11 月，联合国大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对卡萨—武布政权予以承认。很快，卢蒙巴决定前往自己的政治大本营斯坦利维尔，在那里建立一个与之相抗衡的政权。他告诉朋友阿尼塞特·卡沙姆拉说：“如果我死去，算我活该，刚果需要烈士。”11 月27 日晚，天上下着倾盆大雨，卢蒙巴卷缩进一辆当晚送佣人回家的雪佛兰牌汽车后备厢，离开了官邸。要不是他一路上只要有机会就坚持停下来，慷慨激昂地向当地村民做长篇大论的演说的话，他应该能够安全抵达斯坦利维尔的。可是，12 月1 日那天，刚走了前往斯坦利维尔一半路途，到达开赛省时，他被捕了。没有了联合国部队的保护，他惨遭毒打后，用飞机被押回利奥波德维尔，交给了军队看守关押。据一位前部长克莱奥弗斯·卡米塔图叙述，当卢蒙巴被带到宾扎突击队军营蒙博托的住地时，蒙博托“带着一副恶毒的表情，细细打量着卢蒙巴，然后，一巴掌掴在他的脸上，对他说道：‘太好啦！你发誓要剥我的皮，现在是我要剥你的皮’”。
蒂斯维尔位于利奥波德维尔西南约100 英里，当卢蒙巴在那里一座军事监狱里遭受折磨之时，在斯坦利维尔，他的支持者们在安托万·基赞加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刚果自由共和国”，并筹组了一支军队。刚果，独立之后仅六个月，分裂成了四个政权，每个政权都拥有一支军队，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外国支持者。蒙博托和卡萨—武布在利奥波德维尔，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基赞加占据着斯坦利维尔，得到苏联集团、以及诸如开罗的纳赛尔等激进领导人的帮助；冲伯盘踞在加丹加，虽然未得到正式承认，却仰赖着比利时的援助；而在南开赛，阿尔伯特·卡隆基领导着摇摇欲坠的“钻石之国”，同样也得到比利时势力的接济。惟有联合国部队和文职人员的存在，带来某种国家秩序的表象。但是，联合国里彼此对立的各国代表团互相争吵攻讦，刚果国内严重紧张局势依然持续着，这些都使得联合国行动本身不断遭到挫折和打击。
卢蒙巴的命运是刚果危机的核心。即使身陷囹圄，他依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支持者来说，他是一个团结战斗的象征；对敌人来说，他是一个无时不在的威胁。当蒙博托和卡萨—武布领导的利奥波德维尔政权靠着联合国和比利时顾问苦苦支撑、跌跌撞撞、风雨飘摇之际，新生的、以卢蒙巴名义组建的斯坦利维尔政权却在日益发展壮大。12 月末，刚果东部的基伍省政府落入斯坦利维尔手中。蒙博托派部队前去讨伐收复，结果，讨伐行动一败涂地。一周后，斯坦利维尔的部队开进北加丹加，打算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卢阿拉巴省”。刚果东部局势的发展在利奥波德维尔引起严重恐慌，军队和警察内部也都在酝酿着动荡和不安，到处流传着可能发生亲卢蒙巴政变的谣言。
比利时政府，同样还有利奥波德维尔的政客们，越来越担心卢蒙巴获释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1961 年1 月4 日，阿斯普里蒙特·林登伯爵从布鲁塞尔发出一份电报，给蒙博托的安全局头子维克多·内达卡的比利时顾问安德列·拉哈亚，提醒他要对“释放卢蒙巴的灾难性后果”给予“特别注意”。
几天后，阿斯普里蒙特·林登再次强调，绝对不能让卢蒙巴获释，“要不惜一切代价，我重复一遍，不惜一切代价”。
1 月13 日这天，在卢蒙巴所关押的蒂斯维尔军营，部队发生兵变，要求增加工资。卡萨—武布和蒙博托急忙赶到军营，答应增加工资，提高待遇，极力稳住局面。但是，卢蒙巴对看守他的部队产生了影响，显然十分令人不安。蒙博托的顾问路易斯·马利埃雷是当时比利时在利奥波德维尔的高级官员，他深信“卢蒙巴必须被除掉”。数年后他曾说，这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 他本人承认，他和拉哈亚都曾“相当深地卷入了这项行动的准备工作之中” 。
操纵利奥波德维尔政权的一小撮刚果人，包括蒙博托、卡萨—武布和内达卡，也都一致确信，必须除掉卢蒙巴。他们与比利时顾问一起制订出计划，打算将他送到冲伯的首府伊利沙伯维尔。他们明白，这就等于一个死刑判决。
在布鲁塞尔，阿斯普里蒙特·林登批准了这项计划。1 月16 日，他给比利时驻伊利沙伯维尔领事发去电报，特意提请冲伯总统注意。电报说：“阿斯普里蒙特本人亲自敦促冲伯总统，要毫不拖延，立即允许将卢蒙巴递解至加丹加。”同一天，卡萨—武布也打电话给冲伯，研究了递解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