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员受打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你得罪领导，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旧挨整。母亲帮刘亚光向上反映情况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她希望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呐喊几声，帮帮忙。只可惜她选错了对象。
据科学院的人反映，刘亚光思想活跃，有干劲，能吃苦，活动能量大，研究能力较强。但在科研方面，他喜欢走捷径，找出成果快的课题。所以不踏实，朝三暮四，经常变换项目。
他抓住一些老同志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的心理，强调生脉散的研究有利于治疗癌症、冠心病，很轻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
看了双方材料，我作为旁观者，不得不承认微生物所对母亲的批评大部分是对的。她先入为主，完全偏听偏信刘亚光的一面之词。她从没有去微生物所调查，认真听听反面意见。微生物所多次邀请她去谈，她都不去。
母亲只能用刘亚光提供的炮弹对付微生物所。比如强调说刘亚光的研究，国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让国外表示浓厚兴趣有时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说：一项科研成果的确立，“前提是要该成果能经得起实验验证，在此基础上依靠同行科学家的评议。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母亲还强调说刘亚光对海参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驳道：海参粘多糖是天津药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刘亚光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只干了一个来月，实验没有几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轻率。
……
母亲感到了压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848号提案，为刘亚光呼吁，说他受到了压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公开为刘亚光鸣冤叫屈。
外行都纷纷为母亲叫好，但科学界内部却激起了不同反响。他们说，判断一项科研成果应请有关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验结果来定，不能由杨沫同志来充当科学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样一个人》，系统地反驳了母亲的报告文学，看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
母亲依然不服，又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王任重写信，请求他允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王任重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批示给《人民日报》：
同意杨沫同志意见，可以发表她的文章。请你们和《浙江日报》共同调查一下，这大概又是一种不正之风作怪，应当揭露之。
于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来信：《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全面替刘亚光辩护，说对方破坏四化，压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景沛看了母亲的文章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所一位副所长交给我一篇文章，要我负责审阅，是刘亚光写的。“我阅读后发现该文根本不具备一篇科学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说不够科学性），同时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志对此文做了我认为十分正确的评价。” “我本人与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过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触……但是我有必要公开的再次申明，我所审查过的那篇刘亚光的‘论文’，是不合科学水平的。”
这位科研工作者还说：“杨沫同志的来信，给我叙述了许多我应该说它们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或是‘权威方面’，甚至是来自‘国外的’论据，这完全没有向我说明任何学术问题。”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母亲那篇文章的致命之处。
微生物所当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驳母亲。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击文章《这个事件的真相》。条分缕析，有根有据地批驳了母亲的那封信。两天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转载了微生物所的文章，揭露刘亚光“弄虚作假”、“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后又发表了汪德昭、邹承鲁等科学家的文章，围绕“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科学成果和人才不应该绕过科学界，而借助行政领导和新闻舆论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为此打报告到邓小平那里，小平于10月下旬做出明确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于是，198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约母亲谈话。在场的还有钱三强、吴明瑜。
母亲首先介绍了自己卷入刘亚光事件的经过。当谈到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读讥讽母亲的读者来信时，母亲激动了，气愤得泪水盈眶。那封大学生来信说，杨沫可能是刘亚光的老婆吧？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为刘亚光说话？
之后，方毅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很客气地说：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当众读信不对，可以说说他，你们双方都消消火。关于刘亚光的问题，这是科学之争，将由同行去评议，你杨沫同志就不必再管这件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