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1月母亲在天津睦南道招待所写书。一次去食堂吃饭时，与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刘亚光认识。他主动与母亲说话，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科研，其能治疗冠心病、肿瘤的功效引起了母亲浓厚兴趣。
母亲不懂自然科学，过去接触的都是干部、文艺工作者，刘亚光是首次接触的科研人员，让她感到特别的新鲜。刘亚光满嘴的专业术语和英文，成套成套的学术见解，母亲如听天书，根本不懂，一下子就被糊住。
刘也就三十来岁，是应邀来天津卫生局办的一个学习班讲学的。他勤奋、刻苦、目光敏锐，善于抓住容易成功，取得成果的课题。他的毛病是骄傲浮躁，刚有一点成功苗头就大吹大擂，逼别人承认，而且动不动就给中央领导写信，用领导来压人。所以曾被本单位的群众贴过大字报，甚至称他为骗子。
一个亲戚维嘉得知母亲认识了刘亚光后，立即打长途电话劝母亲别理这人，说他是微生物所有名的两大骗子之一。在原单位混不下去，整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爱走上层路线。维嘉说，此人非常能说会道，颇能迷惑人，劝母亲千万不要上当。
可是亲戚的电话，却更引起了母亲对这个人的强烈好奇。
刘亚光有几个特点。
1． 他对母亲不像有些人那么点头哈腰，而是直呼其老杨，清高而不阿。
2．业余时间从不看电影电视，就是读书写文章，在招待所里过着清苦生活。
3．他说为了他的科研，谭震林曾给科学院发过指示；华国锋作过批示；邓副主席也批示方毅处理；科学院领导秦力生亲自研究他的工作安排。
这三条让母亲对他刮目相看，感觉这个人是个人物，非同小可。
他尽管在母亲面前昂头挺胸，从不像罗秘书那样对母亲毕恭毕敬，一口一个杨老师，但也很会变相的谄媚。比如1979年1月3日母亲给父亲的信中说：
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很年轻，很有才干，也懂文学。他把我已写成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部小说看了，他说不亚于《青春之歌》。他和我关系不错，不会是吹捧话，我听了很高兴，心里有了底，没有白费力气。
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读不下去的《东方欲晓》说得不亚于《青春之歌》，这不是吹捧是什么？可怜的母亲又被他骗住了。
她把亲戚出于好心，给她打电话，让她小心刘亚光的情况全盘告诉了刘亚光。刘就势讲了一番他在单位如何受压，受排挤的历史。说科学院的方毅、李昌、陈钦锋（微生物所党委书记）等领导怎么官僚主义，怎么压制他，还说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位科学家是个大学阀……母亲后又找了几个人，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刘亚光来讲学是天津卫生局邀请的，自然不会说刘是骗子，所以在母亲能接触到的天津的有限的圈子里，那时肯定他的占多数。母亲就轻率地，完全地相信了刘亚光。
刘亚光有着科研人员的特点，不讲吃穿，工作狂。母亲看见他穿破棉袄，吃得简陋，又黄又瘦，就产生了恻隐和尊敬。她有时候特容易上当，只从外表看人。于是母亲开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79年2月21日，在认识刘亚光3个月后，母亲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请求转给华主席一封信，为刘亚光频频受压说话，后华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
方毅立即指示国家科委派两个人来天津，开会座谈刘亚光的科研成果。结果形成两派意见，各持己见，最后不了了之。
中科院微生物所对刘亚光的批评性看法，也有根有据：
1974年，刘数次上书，声称他在菸草花叶病毒增殖的研究中推翻了洋权威的结论，经查，不是事实。
1975年，曾给周总理、华国锋、李先念、江青、王洪文等写信，反映他科研工作的问题。
1976年，刘又上书，称他用环胞苷酸治疗癌症取得突破，经查，不是事实。
1978年，刘声称生脉散对心肌DNA的研究获得突破，经专家审查，实验有问题。
作为家人，我们当然要保护好母亲，再三劝她不要介入这个案子。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她是外行，还是少说为好，学术上的问题很复杂。刘亚光如果受了压制和委屈，应该寻求科学界里的权威或同行来支持，让一个不懂科学的作家给他呼吁呐喊，并动用中央首长的权威压对方，这绝不是正派路子，对方也肯定不服。
但母亲根本不听家人的劝说，继续与刘亚光频频见面，长时间密谈。刘亚光来我家后，非常傲气，对别人根本不理。母亲自然总是好菜好饭招待。香山那个秘书回家时，还让刘亚光长期住在香山。
我曾委婉地劝过母亲，这事千万要慎重。可母亲却说那么多中央首长支持他，难道都支持错了？为搞科研，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快40岁了也不结婚，都是明摆着的。母亲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完全被刘亚光给迷住。她在笔记本上写道：认识刘亚光之后，从此“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多年来不关心现实斗争，只沉溺于写过去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
她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决心为个小人物打抱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