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你在种种巧合之下“侥幸”考中了进士，也当不上官。因为晚清官员的上任主要靠捐纳，也就是花钱买官。《清稗类钞》载：“捐纳，到同治光绪年间，流品益杂。早晨交钱，晚上就换上了顶戴花翎，根本不管买官者是贩夫走卒还是富家小厮。小康人家的子弟，不读诗书，只想着积累资金捐职，作为将来吃饭谋食的工具，美其名曰‘讨饭碗’。至于富商巨室家财万贯的人家，即便是襁褓中的乳臭小儿，都有红顶翠翎，家长给捐了候补道台，又给加捐了二品顶戴花翎（省长、部长级别）。”其中苏南一带经济发达，买官的人多，而且购买的级别很高，《官场现形记》中说：“江南本来有个口号，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南京城里拥挤着成百上千的候补道台，都能填补全国的道台空缺了。官员太多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管是科举正途的还是旁门左道进来的官员，都要“候补”，有了实缺后，再按照资历先后上任。清末官员编制在4万人左右，候补官员的队伍人数竟然是正式编制的6倍多，候补队伍越来越庞大。天天穿戴整齐到衙门等待差使降临的候补官员们大有人在，更有一些候补者典当衣物，无处举借，带着妻子儿女啼饥号寒，坐以待毙。
当然了，真正有大钱或者靠上大官的人，是不需要候补的，甚至都不需要多少手续，就可以由朝廷直接发文，任命为某某官衔。这可苦了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实人，和那些背景不硬四处钻营的一般人了。这样，官场的封闭和拥挤，也在体制内造成了离心倾向，制造了一批“堡垒内部的反对者”。
进入官场以后，满目黑暗腐败，大小官吏腐朽不堪。纪实小说《官场现形记》记载了许多令人发笑的官场丑闻：（据说慈禧看了这部小说以后，按图索骥查办官员）比如朝廷的华中堂宣称“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喜欢收受古董。他暗中开了个古董铺，只接受别人从他店里买来孝敬的古董。一边收古董，一边收下后就放回店里去卖，一件古董周而复始地不知道为华中堂带进多少银子；比如不学无术的毛维新被总督大人认为是“洋务中出色能员”，实际上毛维新的洋务本领只有两样：一是背诵过了时的《南京条约》，二是把辫子剪成了短发；又比如，南京候补道台田小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能”，搜肠刮肚地给总督大人上了一个条陈，提出三条“富国强兵”的建议：一、不让兵士吃饱饭，打仗必然勇敢；二、把兵士的眉毛剃去一条，防止士兵逃亡；三、给兵士“一齐画了花脸”，可以吓退洋鬼子；再比如，总督贾世文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官，竟然一本正经地向幕僚下属们炫耀说得到了一本王羲之写的《前赤壁赋》，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前赤壁赋》是北宋苏轼写的，王羲之是东晋人，他不可能是几百年后文章的作者，更不可能“穿越”回汉朝找人刻字）。
清王朝内外交困，而皇亲贵戚只醉心于争夺权力搞内讧。隆裕躲在紫禁城里，双耳不闻窗外事，宠任太监小德张在外界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奕劻、载振父子是一党，现在又多了许多皇室派系：载洵出任海军大臣，兼办陵工，党羽毓朗、载搏担任了训练禁军大臣，合为一党。载涛管理军谘府，又侵夺陆军部实权，和良弼等结为一党。溥伟自恃是道光长孙，身份特殊，向载沣力争官职，载沣只好任命他为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之下。肃亲王善耆占据民政部，兼管警政，为一党。载泽把持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载沣的福晋联络荣禄余党，收受贿赂，载沣不能制止。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庆党贪鄙、肃党龌龊、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拨弄。宗室觉罗、八旗世家互有分歧，各有打算。载沣处于各伙人钩心斗角中，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官场如此荒唐，令忠于朝廷的臣民寒心。胡思敬就在《国闻备乘》中感叹：“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
晚清的末世乱象，还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民族矛盾的存在。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满族人，尤其是贵族，拥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指出：“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余，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的不满情绪，始终存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大量启用汉族能人，地方督抚提镇大多是汉族功臣。可到光绪二十年后，满族督抚又遍布天下，几乎没有汉人。另外，一般八旗子弟有“铁杆子庄稼”，虽然不多但也能保障基本生活，加上还享有参军、从政和驻防等方面的种种便利，生活普遍好于同等的汉族人。在太平盛世，物质相对充裕的时候，汉人和满人的矛盾得到了稀释，没有爆发出来；当国困民穷、生活艰难的时候，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汉族人不满的重点问题。传统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好，新式的革命宣传者也好，纷纷抓住民族矛盾大做文章，争取支持。
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宣传最多的还是民族革命、推翻满族人统治，对其他革命主张宣传不多。原因就是民族压迫议题是一堆硫磺干柴，有一丁点火星就能烧起来。“反满”宣传容易发动百姓。而一般百姓，也将革命首先理解为推翻满族人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