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了晚清皇权的最后更迭和“隆裕－载沣体制”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统治者们面对着什么样的乱世景象——这也是产生历史变革的背景。
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可以归咎为末世的财富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整个社会丧失公正公平。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当官的人家世世代代为官，好处都被他们占尽了。而占人口多数的、没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生活日渐困苦，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于是走上推翻王朝的道路，建立新王朝。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新王朝会打破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做一个平均化的努力，缓解矛盾，让中国历史踏上典型的王朝更迭之路。晚清社会大体上也遵循着传统的王朝崩溃路径。
清朝末期，贫富差距悬殊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富者动辄一饭千金，流连在酒池肉林之中。袁世凯向奕劻行贿，出手都是十万甚至几十万两银子。朝廷新贵们占据京城的核心地段，大起亭台楼榭。而贫者，如京杭大运河的纤夫，将船只从天津拉到北京，花费数天时间才能赚几个铜钱，雇主还不管饭。湖北《国风报》报道1910年湖北大水，襄阳、荆州两府“被灾之民数十万，皆田庐荡然”。而“安陆府之潜江县、钟祥县、监利县亦连年受灾，所有受灾的地方，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忍不目睹”，俨然是一副地狱景象。
如果说贫富差距是个人能力高低和奋斗与否造成的，那还能部分安抚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问题是晚清的贫富差距是权力因素造成的。权力因素插手经济运营、干预财富分配，霸占了大批不应属于它的财富。富裕起来的少数人不是本身是官吏及其家眷，就是投靠官府的红顶商人，或者是前两者的爪牙走狗。在权力和财富既得者的垄断下，普通人通过个人努力积累财富的渠道几乎被封死了。按说，在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个人企业和巨富很容易出现。日本的大型财团许多就是在近代崛起壮大的，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扶持。但晚清政府不去扶持个人企业的发展，相反设置了种种政策壁垒和无形的障碍，限制阻碍其发展，不仅如此，还千方百计地从民营经济中获取利益。我们悲哀地发现，虽然晚清中国企业家是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却没有发展出有势力的人物来。这一时期的胡雪岩、盛宣怀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官商，曾经富甲一方，可离开了政治支持后很快就被官府击垮了。张謇是人们常提的另一个大商人，但他的出名更多是因为将事业的摊子铺得很大，且具有开创性，其实真正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大，同时他的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状元”身份和官场上的人脉——普通人去开办工厂、发展大型农场试试，不仅要独立承担各种风险，还要天天和各种衙门打交道，没过硬的官府人脉是行不通的。对于官商勾结，权力和财富相互转化的恶劣行径，清政府是管不了也不想管，听之任之，任凭社会黑暗和人民对立情形加剧。清政府完全成了一个权贵政府。
更甚者，本身负有扶贫济困、保持社会公正责任的官府，不但没有救济灾民、扶助弱小，还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因为战争赔款和各项新政支出的增加，清朝的财政需求成倍快速增长。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大体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到1903年清政府岁入10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0万两，到1911清政府编制的财政预算中，岁入要达到29696万两，支出为33865万两。十年间，政府的财政需求竟然增长了4倍，同期中国的经济和老百姓的收入肯定没有增长4倍。多出来的钱是怎么来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各级官府敲骨吸髓，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方面是个人收入的减少，一方面却是官府税赋的增加，晚清百姓的生活境遇只能是每况愈下。
既然权力把持财富，那么个人能否顺畅地进入官场，公平地获取权力呢？不幸的是，晚清政坛的流动性极小，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权力，用十年寒窗苦读获取一官半职，但是科举发展到晚清，已经烂透了。每年科举考试期间，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有能力者开始预做准备，或晋谒、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考试之时，各分房考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数量，加上正副考官属意的考生数量，再包括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数量，如麻如粟，有千百人之多。考官们与其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简直比真正批阅考卷按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录取名单上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普通人家的子弟想金榜题名，难度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