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几乎是天上掉下的馅饼，皇帝就有了令礼部召集群臣廷议此事的充足理由。之所以不在朝堂上直接提出，而让礼部出面召集会议，表明皇帝还是充分尊重“礼”的，期望易储大计在文官集团的共同配合和支持下顺利进行。一开始的讨论并没有进入皇帝预设的轨道，文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发一言，监察官员一向以纠正风纪为己任，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等都以为不可。最后签署表，赞同易储的官员都须一一签名，太监兴安在一旁监督，大声说，如果有哪位真的不赞成易储，就不必署名了，免得首鼠两端。此言一出，还有哪个敢不乖乖署名。于是胡濙代表众官员表态：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皇位应该由陛下的亲生儿子来继承——“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于是由礼部选定易储吉日，挑选品行、才干一流的大臣组成新东宫僚官。
6月，立朱见济为太子，时年六岁的原太子朱见深降为沂王。一起废除的还有皇后汪氏，因为她坚决反对易立东宫。改立朱见济的生母妃杭氏为皇后。内阁起草的诏书中，关键性的几句“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据说引用自吏部侍郎何文渊所撰一联。何文渊在仁宣时代曾和况钟等人特敕为知府，以吏治清明调任吏部，此时也不甘寂寞附和时局，沾沾自喜于笔头功夫，哪知在此已埋下了杀身之祸。典礼期间，大赦天下，举凡亲王公主、内外臣工、边镇文武官员俱有封赏，又加内阁诸大臣黄金各五十两，东宫公孤官皆支两份俸禄。一时名爵大滥，满朝新贵，廷臣纷纷争宠邀幸。而犯有命案的土官黄吰，也因拥戴东宫之功，不仅无罪开释，还被留任京官，出任炙手可热的前军都督府同知一职。
有史家评述后来的英宗复辟，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景帝朱祈钰自己失德，贪位薄兄所致，夺门之祸的很大一部分责任要朱祈钰自己去承担。但话又说回来，朱祈钰在易储事件中除了大开名爵，并没有残酷杀戮的行为，这比之明成祖朱棣打击建文帝后嗣及其势力，可谓仁暴悬殊。然而改立东宫却是朱祈钰执政八年中最大的败笔，这一行为使他失去了人心，尤其是失去了文官集团中一批抱有正统思想的官员的支持，这些人一想到那日在朝堂上几乎是强制性的署名方式，就感到莫名的屈抑和悲伤。而名爵大开助长的阿谀邀宠之风，也使得文官集团内部意气相激，恩怨相攻，无穷无尽的内耗使政府效能急剧下降。
没有史料记载表明朱祈镇此刻的心态。东宫易了新主，皇后被废，自己身系南宫，却还得强打精神，二十六岁的朱祈镇此时此刻的心情应是愤怒夹杂着绝望。他好像泅入了一条黑暗的河流，前面没有一丝光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危险，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如此尴尬的境地，真还不如身处大漠，啖肥羊，喝烈酒。愤怒催生出他心中更多的报复欲望。他活着，麻木而隐忍，又像林中兽一样警觉。他在等待机会。他马上就会看到希望的曙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