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曾讲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沟通放到首位：
“关于治边之方略，则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阂，沟通情感，然后逐渐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从事业上予以改进。”
祖父的这套方略，和他对西康历史的研究有关。他一个戎军之人，怎么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据他陈述，这种兴趣起自1928年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时：
“回忆本军接防时，仅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由这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脑海中随时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疑难问题――为什么名震一时的赵季和的赫赫经边之功，会一败至此呢？然则，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吗？假定不足恃，试问又有什么妥善的办法呢？我的这个疑难扩而充之，推而广之，竟引起我从历史上去研究整个经边政策的兴趣。”
清末西康由治致乱的历史教训是祖父特别予以重视的。光绪三十年，英军攻入拉萨以后，清朝政府决心积极经营西康，以抵御英国势力的渗透。当时任命了赵尔丰（即赵季和）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是祖父在经略西康时对其下属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认为“赵氏富有胆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济”，内因外因配合，行改土归流之法，经营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后五六年内，设治三十余县，兴学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项要政，粗具规模。”赵尔丰调任川督以后，傅华封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续办改土归流，西康全局大定。”然而当四川革命发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时，情况迅速发生变化：
“因赵氏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动，即乘机起事，赵、傅两氏艰难缔造的事业，因此受到莫大打击”。
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化除隔阂”、“沟通情感”，是接受了赵尔丰“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
作为一个靠枪杆子起家的人，注意到武力威服的限度，虽属不易，却也自然。在阅读反映祖父当初想法的文献时，使我更觉有意思的是他对族群间文化精神差异的重视。他注意到，“西康文化”“相互间之差异甚大”，特别是康区藏族，“文化精神”更有其特点，而这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是他的一段概括：
“康区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 以外无学术，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求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