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这种状况从“建设新西康”的角度看，其某些方面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如过求更张，则易滋反感”。此时他又提到赵尔丰：“赵尔丰之失败，多由于此，此西康文化之特殊情形。” “赵季和之经边政策的缺点，偏重武力，操之过急，是其一；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 把问题从武力运用过度追溯到不了解文化特殊性上去。
基于对西康特有文化的认识，祖父在西康建设中的教育方针上，抱持着审慎的态度。1935年7月他领衔发表的“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所言反映出他的这种态度：
“在新陈递嬗之交，对于教育方针，慎择得宜，固不难发扬优美文化，以增进康民福利，不得其宜，固有者破坏无余，新兴者难乎为继，推其所至，诚恐利未见而害先滋”，“当本康民信仰，尊崇佛教，为精神教育，以作康民指导人生行为之原动力，而以职业教育补其生产能力之不逮，用树新省特殊文化之初基。”
祖父注意到，西康特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喇嘛身上和寺庙机构中，因此，他对喇嘛和寺庙的功能给予高度关注。对于喇嘛和寺庙在当地的作用祖父曾总结有以下八点：
“一、喇嘛即为人民师表。查西康人民自识字起以至立身处世营生一切学业，皆受教于喇嘛，喇嘛以外，无他师表。
“二、喇嘛即为人事顾问。康民无论公私事业，有疑难不决者，类皆求喇嘛指示。喇嘛亦多具智慧，往往代为区处，恰得其宜。
“三、寺庙即为文化机关。西康所有文献及一切古物古迹，类皆属诸寺庙保存，其现行之文化，是为五明文化。……
“四、寺庙即为信用合作社团。西康寺庙财产多由附近人民捐施积成后，由寺内随时贷与附近人民，故寺庙对于地方经济具有吐纳调剂作用。
“五、寺庙即为仲裁处所。西康各寺，对于附近人民争执事项，常居调解地位，人民亦乐听受，往往重大纠纷，得所信喇嘛片言而解。
“六、寺庙即为人口调节机关。康民因生活艰困，兼富出世思想，民家多子女者，例送出家，留一二人主持家务。遇有死亡，则又将所送为僧之子，召其归俗，娶妻生子如故，以保持人口平衡。
“七、寺庙即为恳亲会所。西康每一寺庙所在，即为其附近人民优秀分子之集团所在。出家之后，平时既仍与家庭不断往来，保持亲谊，岁时伏腊复有种种娱乐之集会以敦一地感情。
“八、寺庙即为保卫机关。凡水旱、疾疫、风雹等灾，人民例请喇嘛解救，而寺内多数具有相当武装，以备当地人民御侮之用。如遇发生毁教事变，喇嘛亦不惜舍戒，荷枪作卫教之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