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一个人除非不干，既然干了，就一定要把事情干好。在这里，干还是不干，有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那么，一个事情，干还是不干，靠什么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一般人看来，这还用问？当然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喽。是的，人作为一种大自然的存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都是趋利避害的。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然没什么错。但，人不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还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必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必然要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当中，即还是一个组织的人，一个国家的人——当他有机会代表着民族和国家来展现自己的时候。
所以，当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无疑地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保护组织的利益；牺牲组织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1955年7月，以贺龙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总团下设体育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我作为艺术代表团的一员随行演出。在途经西伯利亚的火车上，由于洗漱用水不干净以及长途劳顿，导致我左眼眉毛上的一个小疙瘩发炎，眼睛因受到感染而红肿，到达华沙后，愈发肿得厉害，但根据日程安排，需要我立即参加舞蹈比赛。因为代表团的演出节目是事先安排好的，无替补队员。取消演出吧？经过精心准备的节目就得取消，为此而做的前期努力也将前功尽弃；登台演出吧？眼疾这么严重，如果不及时治疗，有可能导致失明，影响一生。是保护身体？还是承担责任？现在看来，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艺术团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对此感到焦急的时候，我坚决地向领导做出了保证：“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地演出。”
在演出前，贺龙同志特地做了演出前的动员讲话：“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在国内准备了三个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同志们！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祖国期待着你们，毛主席期待着你们。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们要好好地演出，争取好成绩。”
在演出前化妆时，我先把发炎疙瘩里的脓挤出来，涂上凡士林，再把油彩拍上去。当时的油彩，质量很低，且含有铅毒。
凭着一种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凭着一种坚强的意志，我和同事们信心百倍地参加了当天的舞蹈演出，比赛获得了成功。我和同事们表演的“龙舞”、“狮子舞”、“友谊舞”、“阿细跳月”等节目，分别获得二、三等奖。演出结束后，贺龙同志来后台，向大家表示祝贺：“同志们，比赛大获全胜，我明天就要回国了，一定向毛主席汇报你们的成绩。”我们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分享为祖国争光后的快乐。
由于连续化妆，轮番演出，寒热交替，导致铅毒发作，我在卸妆时，左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眉毛也掉了下来，眼睛周围肿了一个大包，脓血不断地渗出来。去医院检查结果，眼底已经受伤，负责检查的波兰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可是，由于演出任务重，我根本就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第二天就跟随其他同志一起，在波兰进行了20多天的巡回演出。特别是在表演由两个人配合的“狮子舞”时，我因个子高，表演狮尾，要低着头，弯着腰，在舞台上跳来跳去，脸上沾满了尘土，更加重了眼睛的疾病。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我左眼的病情却急剧地恶化。医生说，如果再不治疗，这只眼睛就瞎了。这样，我在完成了演出任务之后，才不得已住进了医院。这是我在艺术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重伤。时至今日，我的左眼上方仍有一个小坑，就是这次受伤留下的。
现在，有很多人，可以说有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代表国家来展现自己。可我，有幸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并能通过文艺演出，把自己与我们伟大的祖国联系在一起。这是多么让人自豪和骄傲啊！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责任，一种很重的责任。自豪与骄傲是寓于责任之中的，没有了责任，也就没有了自豪和骄傲。
1985年，因腿受伤而无法再登舞台的我，正在家养伤。一天上午，我正在练习走路，几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来家里找我，说明学校要重新恢复舞蹈团，想请我去帮助教练。因腿伤行走不便，我带着半为难、半激将的口气说：“你们能把我抬下楼吗？如果可以，我就跟你们去。”这几个学生还真有一股劲头，硬是把我抬下楼，用车把我接到学校。到了政法大学之后，我被安排在学校礼堂做报告。在报告中，我讲述了自己经历的磨炼和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在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礼堂里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800多人。我的报告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一边鼓掌，一边有节奏地高喊“彭清一，好样的！向彭老师学习！”等口号。从听众激动的情绪和期待的目光中，我看到了自己后半生的希望和寄托。我虽然腿受伤，不能上舞台了，但我可以用我的喉咙去呐喊，用我对人生的感悟，去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当时，我非常动情，含着泪水对大学生们说：“谢谢你们给了我勇气！”
从此以后，我便决定从舞台转到讲台，用演讲去开拓我的新生活，为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正当我告别舞台，准备走向讲台时，中央歌舞团里有人对我说：“老彭，你功成名就，可以享享清福了。”也有人说：“老彭，您组织一个班子，带着我们走穴，挣个10万、20万不成问题。”也有人说：“什么年代了，还讲什么‘人生价值’、‘奉献精神’，放着金饭碗不端，偏去拾没人要的讨饭碗！”也有朋友劝我说：“老彭，思想教育这条道不好走呀，费力不讨好，你辛辛苦苦图个啥？”
在这些言语面前，我没有动摇。我想，我是一名艺术家，但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战士。作为一名战士，当军号响时，就应该冲锋；当阵地缺人时，就应该自动补位。我认为，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阵地需要增援，我就应该补上去。
就这样，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按照自己对时代的理解，用缺员补位的办法，跨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行列。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在讲台上呐喊了20多年了，分别以“艺术生涯与人生”、“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理想、事业、人生”、“爱国奉献，拼搏人生”等为题，在全国进行了三千多场讲座，有200多所学校、团体、企业等聘请我为兼职教授和思想教育高级顾问，并受聘担任中国青年思想教育中心研究室报告员、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副理事长，被中宣部和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称号，荣获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的“铸魂金杯奖”和北京市“灵山杯”演讲特别奖，1990、1992、1994、2006年，四次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及文化部优秀共产党员……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一年春节，文化部领导来到我家，亲切地对我说：“彭清一同志，多少年你默默无闻地在讲台上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依然清贫……我们商量了一下，从部长基金里拿出5000元，你收下吧，哪怕是交个电话费、打个‘的’呢。”我当时很激动。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肯定，对我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