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种责任。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责任：热爱生命，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热爱他人、组织和社会，并做出相应的贡献，最低限度是不应该成为他人和社会的负担。
1956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很艰难的。当时，只有24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合法地位，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扩大我国的影响，党中央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方针。为此，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国内京剧、音乐、舞蹈界的著名演员组成中国艺术团。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艺术团体，团长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担任，赵沨担任副团长兼艺术指导，成员有袁世海、杜近芳、刘淑芳、赵青、刘棠等名家，共88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代表团准备前往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尽管当时这四个国家并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愿意发给中国艺术团签证，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派出这样大的代表团前往南美洲，这在我国与南美洲的文化交流史上，还是第一次，因而受到了热切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在天桥剧场亲自审查全部节目，还在后台与演员深谈到半夜。7月27日，周总理还到和平宾馆为代表团送行，他说：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能进去，就是胜利；要认真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要保证演出质量，通过演出，交流文化，广交朋友。随后，他预祝艺术团出访成功。周总理的深谈以及动员讲话，使出访演员们倍感亲切，受到鼓舞，同时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圣地亚哥、蒙得维地亚等地共演出58场，观众达15多万人，均获得了成功。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备受欢迎，广大华侨更是欢欣鼓舞。周总理于10月1日发来了贺电，拉美四国的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和政府官员，纷纷接见楚图南团长和演员，盛赞演出成功，并向新中国表示良好祝愿。南美大诗人聂鲁达与演员们一起联欢，并合影留念。在智利科隆大剧院，演出结束后，智利的一位舞蹈演员送给我一双芭蕾舞鞋，我则回赠了一柄檀香扇，表达了两国同行的友谊之情。
这次成功的访问演出，是中国与南美洲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创举，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了光辉的一页。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场空难给我们这些满载而归的艺术团成员留下了创痛。
当时的空中交通，承载运客任务的主要还是螺旋桨双引擎或四引擎飞机，速度比较慢，从巴西飞越大西洋，经非洲、欧洲和西伯利亚到北京，即使连续不停地飞，也要六十多个小时。11月23日，艺术团先到达瑞士，略事休整后，再换乘飞机。第二天，艺术团的成员分乘三架飞机回国。当时，团领导决定，让我带着九名女演员乘坐第三架飞机，为便于我照顾女同志，临行时，又决定让我们由第三架飞机改乘第二架飞机，而第二架飞机上的演员则换乘第三架飞机。前两架飞机顺利地到达了捷克，可第三架却迟迟没有到来。正在大家焦急地等待时，中国驻捷克大使曹瑛流着泪告诉大家：“第三架飞机起飞不到三分钟，在慕尼黑上空发生爆炸，十名同志全部罹难。”这十名同志有：1948年与江姐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担任本艺术团副秘书长的李德椿同志，有吴鸣申、刘又春、张春来、蒋文林、王文华、邓子若、俞良、饶其丰、张槐根同志。
我们悲伤地捧着遇难同志的骨灰盒回到北京，停柩嘉兴寺。12月19日，在挂着“人民友谊道路上，不幸遇难；世界和平花丛中，英名永垂”挽联的人民剧场内，举行了追悼会。遇难演员刘又春70多岁的老妈妈在儿子未婚妻的搀扶下来到会场，她抱着儿子骨灰盒说：“我的大儿子跟你们去越南演出，在河内翻船死了，我又把二儿子交给你们，四个月后，他又死了……”说完便昏倒在灵前，年轻的未婚妻也泣不成声。
一位遇难同志的妻子怀着身孕前来参加追悼会，再有一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孩子无法见到自己的父亲了。
十位遇难烈士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陵园内，陈毅副总理亲自题写了墓碑：中国访南美艺术团遇难同志之墓。
中国京剧院纪念赴南美遇难十烈士牺牲50周年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并深刻地怀念着这些遇难烈士，这些我亲爱的同事。每年清明节，我都要捧一束鲜花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祭奠这些为了祖国的对外交流而牺牲的烈士们。我流着泪默默地说：战友们，我看你们来了！我不会忘记你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我们活着的人，要用责任和荣誉捍卫今天共和国的一切。
后来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谈到了这些遇难的烈士：“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位母亲是否健在，不知道那位未婚妻与别人结婚了没有，她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那个当时未出世的孩子今年也40多岁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下岗了……但我知道那十位战友长眠于地下了，而我还活着。我必须让自己的每天都有意义！”
是的，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也要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