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种责任

生命是一种责任。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责任:热爱生命,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热爱他人、组织和社会,并做出相应的贡献,最低限度是不应该成为他人和社会的负担。

1956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很艰难的。当时,只有24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合法地位,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扩大我国的影响,党中央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方针。为此,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国内京剧、音乐、舞蹈界的著名演员组成中国艺术团。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艺术团体,团长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担任,赵沨担任副团长兼艺术指导,成员有袁世海、杜近芳、刘淑芳、赵青、刘棠等名家,共88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代表团准备前往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尽管当时这四个国家并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愿意发给中国艺术团签证,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派出这样大的代表团前往南美洲,这在我国与南美洲的文化交流史上,还是第一次,因而受到了热切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在天桥剧场亲自审查全部节目,还在后台与演员深谈到半夜。7月27日,周总理还到和平宾馆为代表团送行,他说: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能进去,就是胜利;要认真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要保证演出质量,通过演出,交流文化,广交朋友。随后,他预祝艺术团出访成功。周总理的深谈以及动员讲话,使出访演员们倍感亲切,受到鼓舞,同时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圣地亚哥、蒙得维地亚等地共演出58场,观众达15多万人,均获得了成功。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备受欢迎,广大华侨更是欢欣鼓舞。周总理于10月1日发来了贺电,拉美四国的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和政府官员,纷纷接见楚图南团长和演员,盛赞演出成功,并向新中国表示良好祝愿。南美大诗人聂鲁达与演员们一起联欢,并合影留念。在智利科隆大剧院,演出结束后,智利的一位舞蹈演员送给我一双芭蕾舞鞋,我则回赠了一柄檀香扇,表达了两国同行的友谊之情。

这次成功的访问演出,是中国与南美洲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创举,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了光辉的一页。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场空难给我们这些满载而归的艺术团成员留下了创痛。

当时的空中交通,承载运客任务的主要还是螺旋桨双引擎或四引擎飞机,速度比较慢,从巴西飞越大西洋,经非洲、欧洲和西伯利亚到北京,即使连续不停地飞,也要六十多个小时。11月23日,艺术团先到达瑞士,略事休整后,再换乘飞机。第二天,艺术团的成员分乘三架飞机回国。当时,团领导决定,让我带着九名女演员乘坐第三架飞机,为便于我照顾女同志,临行时,又决定让我们由第三架飞机改乘第二架飞机,而第二架飞机上的演员则换乘第三架飞机。前两架飞机顺利地到达了捷克,可第三架却迟迟没有到来。正在大家焦急地等待时,中国驻捷克大使曹瑛流着泪告诉大家:“第三架飞机起飞不到三分钟,在慕尼黑上空发生爆炸,十名同志全部罹难。”这十名同志有:1948年与江姐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担任本艺术团副秘书长的李德椿同志,有吴鸣申、刘又春、张春来、蒋文林、王文华、邓子若、俞良、饶其丰、张槐根同志。

我们悲伤地捧着遇难同志的骨灰盒回到北京,停柩嘉兴寺。12月19日,在挂着“人民友谊道路上,不幸遇难;世界和平花丛中,英名永垂”挽联的人民剧场内,举行了追悼会。遇难演员刘又春70多岁的老妈妈在儿子未婚妻的搀扶下来到会场,她抱着儿子骨灰盒说:“我的大儿子跟你们去越南演出,在河内翻船死了,我又把二儿子交给你们,四个月后,他又死了……”说完便昏倒在灵前,年轻的未婚妻也泣不成声。

一位遇难同志的妻子怀着身孕前来参加追悼会,再有一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孩子无法见到自己的父亲了。

十位遇难烈士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陵园内,陈毅副总理亲自题写了墓碑:中国访南美艺术团遇难同志之墓。

中国京剧院纪念赴南美遇难十烈士牺牲50周年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并深刻地怀念着这些遇难烈士,这些我亲爱的同事。每年清明节,我都要捧一束鲜花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祭奠这些为了祖国的对外交流而牺牲的烈士们。我流着泪默默地说:战友们,我看你们来了!我不会忘记你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我们活着的人,要用责任和荣誉捍卫今天共和国的一切。

后来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谈到了这些遇难的烈士:“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位母亲是否健在,不知道那位未婚妻与别人结婚了没有,她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那个当时未出世的孩子今年也40多岁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下岗了……但我知道那十位战友长眠于地下了,而我还活着。我必须让自己的每天都有意义!”

是的,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也要为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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