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在文化部领导审查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演出节目的过程中，由于体力不支，在做一个“拉拉提”动作时，不慎蹬走了小地毯，头先着地，将脖子窝进了脖腔里，后经有效治疗才得以避免瘫痪，重新回到了我酷爱的舞台。出院后，为了便于我养伤和训练，组织上特地安排我住进了北方饭店。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及各项生活资料供给不足，我们演员每人每月供给33斤粮食，每天可以吃到一个鸡蛋和两片很薄的咸肉。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获得这些已经是不错的待遇了。可每天练习舞蹈，活动量很大，要消耗非常大的体力，而且我又是正年轻，练习又拼命，消耗量更大，总是有饥饿感。我接受节目审查时受伤，就与体力不足有关。
一天，演员们正在吃饭，我的舞伴姚雅男的孩子冬冬进来了。有近一个月时间没有回家的姚雅男看到冬冬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就问：“冬冬，你怎么啦？”“妈妈，我饿。”冬冬看见我正吃着鸡蛋，马上对姚雅男说：“妈妈，我想吃蛋蛋。”“冬冬，听话！”姚雅男生怕被别人听见，赶忙拧了一下冬冬的屁股。整天在家喝糊糊吃不饱、又见不到妈妈的孩子感到受了委屈，开始哭了起来：“妈妈，我就想吃鸡蛋，你还拧我。”我性情耿直，见状就对姚雅男发火了：“你太不像话了！孩子饿成那样，看见鸡蛋，你不给他吃，还算一个母亲吗？”姚雅男没有吭声，只是低着头，抱紧孩子。这时，陈爱莲同志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清一同志，你舞伴自有鸡蛋那天起，就让炊事员把鸡蛋给你吃，让你保证足够的营养，并要大家保密。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她呢？”听到这话，我恍然大悟，同时，一种愧疚，加上一种感激之情立刻涌遍了我的全身。我鼻子一酸，泪水盈眶，望着拥抱在一起的母子俩，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直流。
在这种食不果腹的艰苦岁月里，我的舞伴姚雅男自己不吃鸡蛋，也不让孩子吃鸡蛋，却把鸡蛋省下来送给我，以便于我早日养好伤，练好舞，一起为祖国争光。在姚雅男的眼中，岂止是热爱事业，事业早已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的精神，工作的激情是不言而喻的，有什么事情干不好呢？
在后来的演讲生涯中，我经常满怀感激之情地向听众述及这段动人的往事。有一次，一群大学生给我写了这样一个条子：“彭清一老师，代我们民航学院全体学生向那位曾帮助过您的伟大的女性问好！我们钦佩她的人格和对同志对朋友无私的关怀！”
脖子的伤病痊愈出院时，医院大夫曾嘱咐我说，三年内不能枕枕头，只能平躺着睡，不能翻身。我凭着顽强的意志，在组织和同事们的关怀、照顾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很快恢复了健康，并且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艺术表演水平。
三个月后，我和舞伴带着精彩的“双人弓舞”和“抢手绢”等舞蹈节目，踏上了北欧的征途。根据《小刀会》改编的“双人弓舞”以及根据《安徽民间花鼓灯》改编的“抢手绢”，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瑞典一家大报报导说：在彭清一、姚雅男两位舞蹈演员的举手投足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品格，看到了中国民族舞蹈的深厚底蕴，他们不愧为中国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