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在黄宏与巩汉林表演的小品中，扮演鞋摊摊主的黄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想守住你的摊，就得守住你的‘道’。”
是的，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操守，而敬业、爱业就是不可缺少的职业操守。你要想做好你的工作，敬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职业素养。只有敬业，你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充满激情地对待工作，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职业是我们获取衣食来源、得以生存的基本途径，是我们实现梦想、创造价值的基本途径。人们对我们的关注，祖国对我们的期待，最终都集中表现为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敬业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职业有着一种敬畏感，有着我们要为之献身的内涵。
反过来说，敬业要求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能将工作视为儿戏，不能以“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职业。
我自己无论从事舞蹈职业，还是从事青年思想教育职业，都是非常敬业的。几十年来，我对我所从事的职业有着深厚感情，工作时充满了激情。
我是那种为工作而愿意拼命的人，在从事舞蹈工作时我练功非常刻苦和勤奋。在30岁之前，没有交过女朋友，没有谈过恋爱。当时，组织上对经常出国的演员有一条规定：年青人不许谈恋爱，如果谈恋爱，就要在档案中写上一条：此人不宜出国。我严格地遵守了这一条规定，直到30岁以后，我才开始谈恋爱。
在全国英模、劳模及各界代表大会上做专题演讲
“文革”时期，我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抄家，被剥夺了登台演出的权利。之后，我每天背着挎包，去修理门窗或扛着扫帚，去打扫厕所。我是一个视舞蹈艺术为身家性命的演员，一旦被剥夺了登台演出的权利，等于是要了我的命，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因为，舞蹈者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就芭蕾舞来说，国外芭蕾舞演员女的35岁、男的40岁退休，这意味着退出表演舞台。我主要从事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拉得再长一些，给世人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记忆。为了舞蹈艺术之花常开，我是不惜自己的性命的。也正是我的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我被称为舞蹈界的“敢死队”员。
就在我劳动改造期间，我所在的中央歌舞团要学习调演来京的畲族舞蹈“幸福水”，但尚缺一个扮演老头的演员。当时，党委正在开会讨论节目中的角色安排问题。我非常想得到这个角色，重新回到舞台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我直接闯进去，可能会被造反派说成是冲击党委会。但是我想到一个演员能以自己的专长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的时候，还是毫不犹豫地敲门而入，诚恳地表示：听说团里要学“幸福水”舞蹈节目，还缺少一个扮演老头的演员，我跳过十几年的舞，扮演过不少老头。我愿意争取这一角色，如果不行，你们换掉。党委会里的成员讲：既然如此，就让他试吧。这样，还在接受劳动改造的我就获得了扮演这个角色的机会。
我虽然获得了上舞台的机会，但由于受到批判，长时间没有上台表演，要扮演好这一角色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第二天，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衣服、穿着练功鞋就跟着大伙到中山公园练功去了。当时，在北京学“幸福水”这个节目的人非常多，几个单位的人云集在一起。我发现在学舞的人中，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常言道，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干什么，就得时常练习什么、吆喝什么，可我由于长时间不能练功，乍一接触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间舞蹈，真的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东忘西，顾此失彼，经常急得汗流满面。于是，我就自己慢慢观察，发现有练得好的，就请他们当老师，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同时，我也下了比一般人更多的苦功。经过一段时间刻苦训练之后，最终，我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受到了同行们的称赞。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们深切地感到文艺界的春天已经来临。凭着对舞蹈事业的热爱，我和浦春昭、资华筠、姚珠珠四个人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打扫排练厅，自己动手拣炭生炉子，开始练功。我们的行动感染了很多人，有不少人被吸引进来，加入了排练者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