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声称中国人不是大清国的臣民而是前朝大明遗民的事件发生不久，江苏的几名自费留学生准备进入日本成城陆军学校，但是他们的申请遭到大清帝国驻日公使蔡钧的拒绝，理由是为“防止革命排满”自费生一律不准在国外学习军事。吴稚晖，先后任教于天津北洋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此时正带领二十六名广东赴日留学生在东京。听说此事后，他带领学生们到帝国驻日公使馆前静坐请愿。请愿遭到日本警察驱散，吴稚晖被勒令遣送回国。在去往火车站途中，吴稚晖试图跳入城壕自杀，未果。当时他身上揣有绝命书一封：“信之以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听说后，决定亲自陪同吴稚晖回国，而梁启超也赶到车站送行，之后他在《清议报》上撰文言：“吴君之被捕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立即成立了一个名为“少年中国”的团体，其章程的第一章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这就不仅仅是闹学潮了。
而恳亲会是宣扬主张的最佳场所。
果然，在留学生们的推举下，翻译过《法兰西今世史》等著作的马君武跳上讲台，其慷慨陈词令穿着长袍马褂的蔡钧和汪大燮目瞪口呆：满人之饮食宫室何所取资，曰惟汉人是赖。满人之衣服男女何所取资，亦曰汉人是赖。汉人竭其出作入息、胼手胝足之勤劳，以供给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之辈，于心已不能平，况又削汉膏腴以保彼晏游之地，割汉行省以赎彼根本之区，今又以三十九年摊还四百余兆之赔款，斫骨削肉，饮血啜脂，福则惟满独优，祸则惟汉独受，天下事不平者无过于此，盖欲不排乌得而不排！满场的鼓掌声中响起了“恢复汉人主权”的口号。
场内的几十名满族留学生，会后给国内写去三百多封信——“飞告各省满族大员自爱其种。”然后，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其宗旨是：一、要求政府禁止汉人学兵；二、削夺汉官之权；三、杀灭汉人。前两条建议尚有实施的可能，但把汉人“杀灭”如何做得到？如果做到了中国的土地上还剩下了什么？
无法得知蔡公使和汪监督是怎样走出会场的。
从两人的姓名上判断，他们应该是汉人。
要清晰地梳理出仇恨满人的言论从何时蜂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反满情绪自大清帝国建立那天起就存在。经过严厉的镇压以及两百多年时光的平复，这种情绪在帝国的国土上似乎已经淡漠。但是，庚子事变发生的第二年，这种言论再次蜂起，且言辞愈加激烈。一九○一年《国民报》刊文说，如今的大清朝廷无法代表中国：“夫云清国者，一家之私号也，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汉族冒之乎！……今试问之曰，中国之政府何在矣？曰满洲。夫既云中国，而政府乃满洲也，岂吾神明之胄乃与鞑靼浑乎，不然则汉种乃游牧水草者也，不然则奴隶也……”同年，《开智录》刊出文章，公开宣称统治中国的皇帝连同皇室宗族皆来自一个原始种族：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也。当明君失德、烈皇继统、盗贼繁兴、凶灾迭见之时，满贼乘机而入，垄断独登，视吾神明汉种，曾胡虏奴隶之不若。考其种类，乃居我国之东北，种原鞑子，国号满洲，地极苦寒，不利五谷，无以活命，则同猎野兽，取其皮而衣之，取其肉而食之，无狡猾、无礼义，如生理家所谓原人之起居食息，舍衣食男女之外无余思想者是也。其野蛮不仅惟此，无御风雨之宫室，如上古之穴居野处；无通书札之文字，如老死不相往来；聚则如蚁如蜂，争衣夺食；散则鸟飞兽走，人各东西。将蓬蓬之头发，永不整理，惟四周剃去小许，使青丝一束，臭压其头，重拖其脑，分三股成一束，牵一发而痛全身。激进者必须找到推翻大清帝国的心理依据。他们极力否认满人是中国人的原因是：既然现在的皇族不是中国人，那么清朝替代明朝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人被异族统治了。只有这样的前提出现或是存在，挽救中国的首要任务才能是灭清。这种“造反有理”的谬论不合学理、不择手段，却是蛊惑人心、动员人力的最为简便有效的办法——在社会危机异常严重的历史时刻，煽动手段大于理性诉求是一种必然。
就连激进派的内部，也有人反复声明，他们推翻皇族的主张不等同于“杀灭”满族。这一点与满族皇室宗族一样，他们知道即使“杀灭汉人”也不能确保清廷统治的稳固。所以，激进的革命者不会真的认为驱逐了满人中国就能走向新世纪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十分陌生的一个政治名词的狂热追求——民主。
民主不是国粹。
帝制历史久远的中国不会产生民主思想。
中国古代的“重民”和“仁政”之说都是为帝王服务的。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民主”一词的含义，自古以来就不是“人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主”，而“为民做主”与世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可谓南辕北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母腹不可能孕育出近代民主思想，中国的民主思想只能是舶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