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中国兴起了介绍西方民主学说的热潮。究其原因之一，竟然是太后和皇帝颁布了新政，而新政令士大夫和官僚们唯恐落后失宠于朝廷。所以，尽管国人鲜有知道什么是新学的，但是人人言必称新学：庚子重创之后，上下震动，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士大夫惶恐奔走，欲附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曰新学新学。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识，于意云何。于时联袂城市，徜徉以求其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麕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瑞士人卢梭的《民约论》成为最抢手的书。这部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被称为“福音书”的著作宣称：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应享受自由和平等，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破坏社会契约、蹂躏人权、违反自然的专制政体。臣民可以做国家的主人？无论贫富贵贱人与人是平等的？如果天下不是这样的还可以名正言顺地造反？——初次听到这种言论的中国人，无论是皇族还是平民均如五雷轰顶。
更令人惊奇的是，大清帝国里竟然还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潮流。一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刊文说，“社会主义者，思想最高尚之主义”，“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其主义于现今世界，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其将来为大地所欢迎而千红万紫团簇全球乎？抑为其反对者之所摧折而绿惨红愁飘零无迹乎？虽未可知，而要之其能腾一光焰，照耀众脑，万人一魂，万魂一心，以制成社会党，其党人复占环球各党之最大多数焉，则其主义之价值可知也……社会党人人之脑网中盖无一不有所谓极盛之世，人人平等之天国，如花如锦之生涯，心醉魂飞矣。即举其世界人人之脑网中，亦无不乐有此天国、此生涯，目想而神游矣。 尽管“社会主义”是“春花含苞”的理想政治，谁也无法预知能否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但是如此公开宣扬和心驰神往足以令人瞠目。因为，一九○三年的大清帝国政体依旧稳固如山，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声中绣衣蟒带依旧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万万岁，官宦商民依旧人人拖着一根辫子凡事必要叩谢皇恩浩荡，朝廷的捕快决不放过对皇家存有二心的人以致帝国的刑场上依旧刀起刀落。可是，大清帝国的国土上确实萌生了这样一群特殊者：他们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崇尚民族精英主义，怀有激烈的忧患意识，深具彻底的变革愿望和革命抱负。他们平民化的社会角色定位，注定了他们的激进心态，也注定了他们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精神主角。
说他们是新式知识分子，是为将他们与士大夫区别开来。其实，这种区别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大多从旧式文人脱胎而来，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胎记。在身心负载着朝代兴衰的沧桑感和人生荣辱的使命感上，中国文人几乎没有“新”与“旧”之分。即使号称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取向与旧式文人相比，其差别之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无论是关于平等与依附、自由与禁锢，还是关于忠诚与媚世、正直与屈从。但是，毕竟士大夫是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乡土精英，与现有体制之间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他们具有的文人式的批判态度是建立在依附基础上的。而新式知识分子是一个游动的阶层，他们与生养他们的乡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疏远与断裂，他们已经不愿意把自己放置在实际生活的世俗之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充满激动、焦躁与自相矛盾。他们真感怀，真痛苦，剪不断理还乱的悲情残酷地消磨着他们并不强壮的躯体和并不坚强的灵魂。他们在张扬政治主张的时候，总是从或贬或褒民族精神开始，而他们对民族精神的审视与批判又是随心所欲的——新式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变革和革命的代理人。尽管后人按照政治主张的不同，将他们分成维新与革命、保守与激进、拥护帝制与主张共和的各种派别，但无论什么派别，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需要政治进步，中国人应该不再是臣民而是新时代的国民。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上：怎样才能让中国人知道什么是国民？
对于世纪初的中国来说，梁启超无疑是传播民主思想的领袖。他提出了“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的政治观点，并为此阐述了四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是国民与奴隶的关系。他将享受立宪制度下的人民称之为国民，没有民主权力的人民称之为奴隶——“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反过来，国家如果是皇帝和少数皇族的私产，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人民只能是奴隶。二是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一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社会，不能称之为国家，只能称之为朝廷——“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产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而中国自有国家以来，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则皆朝名而。”三是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主是人民的公仆，而中国历史上皆是君主把国家变成私有财产——“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四是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他认为人民的权力如果被剥夺，那么就应该夺回来，人民放弃自己的权力就等于自杀——“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其根既拔，虽复干植崔嵬，华叶蓊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暴雨则摧落更速焉。”梁启超将专制政治权术归纳为四个字：一是“驯”，即统治者戕害人的本性，培养百姓的奴性，以使人民成为驯服的工具。二是“铦”，即以“官阶诱惑，俸禄笼络”，让官吏们迷蒙沉沦在物质贪欲之中。三是“役”，即“用人限之以年，绳之以格”，在极其严格的官场规则中使官吏们成为“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四是“监”，即废除百家独尊一家之言，让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刑律严酷牢狱遍地，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使人民成为思想的囚徒。总之，专制统治就是要把人民变成奴隶，把“豪杰变成木偶”。
最大的问题是，现今的中国百姓素质很低，必须对其进行启蒙。
新式知识分子告诉百姓，人活在世上有畜牲、人、人民和国民不同的等级，国民才是人的顶级：“今要替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汉种，定个名号，叫做‘国民’……‘人’比畜牲高一层的，‘人民’比‘人’又高一层的，直到‘人民’再进做‘国民’，那真是太上老君，没有再高的了。”
那么，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