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叛逆(8)

大批记者连日尾随采访,英国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采访报道刊登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报纸上——孙中山不再以医术而是以“著名的谋反者”出名了。

他致函各大报刊主笔:“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于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 “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政府与企图推翻大清王朝的谋反者立场一致。将这件事看成一个偶发的外交事件更为恰当。显然,英国舆论以帝国公使馆侵犯英国法权为名大加非难,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认为,只要踏上这片国土的人都将受到保护,不允许别国特别是那个软弱无能、声名狼藉的大清朝廷在他们的地盘上任意妄为,这就是大国风范。

英国人绝对无法想到,他们的行为不仅保住了一颗脑袋,也成全了中国近代史。

龚照瑗立即给帝国总理衙门发去电报:“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回香港,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凭饬港督照办等语。因将孙犯释放,仍派人密跟。”

可以想见清廷收到这封电报后该是多么的恼怒。

那段时光里的中国皇帝,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他本是出生在亲王之家的一个普通孩子,他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是驾崩的同治皇帝没有儿子。当皇太后宣布皇位由醇亲王之子继承的时候,这个名叫载湉的孩子年仅四岁。慈禧的决定十分突然,除了醇亲王的福晋是皇太后的亲妹妹这个原因之外,没人能说得出这个孩子被选中的其他理由。作为父亲,醇亲王在朝上听到懿旨后,“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感到意外是肯定的,受宠若惊也可以理解,捣蒜般地磕头并且大哭不止,然后瘫倒在地扶都扶不起来,这样的情形令人疑窦丛生。不久之后,醇亲王辞去一切官职,以万分的小心试图躲避危险,可他还是死了,据说死于受到慈禧喝斥之后的精神崩溃。年号光绪的小皇帝载湉,其成长经历犹如一部深宫悲剧。从被人抱上龙椅时吓得大声啼哭时起,他始终处在严厉管教和饱受恫吓的日子里。即使熬到十九岁,可以登基理政了,慈禧依旧牢牢掌握着帝国的统治权,他除了对皇太后唯唯诺诺之外,行使不了应该属于皇帝的任何权力。他曾经试图利用激进文人的变革挽回地位,但是在皇太后的一系列压制手段下,包括在菜市口刑场砍掉了他的心腹们的脑袋,他再一次陷入囚徒般的孤寂中。年轻的光绪体弱多病,年老的慈禧硬朗结实。既然在寿命上都没有熬过皇太后的把握,这个可怜的皇帝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旷日持久的傀儡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

皇太后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强有力的女人。这个有着传奇人生和美丽容颜的女人经历了太多的危险时刻,每一次转危为安的过程都与她成功地砍掉了某些人的脑袋密不可分。二十七岁那年,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死了,这个面容姣好的寡妇以惊人的胆识和手段,成功藏匿了咸丰皇帝留下的可以将她处死的密旨,随后策划了“辛酉政变”,将那些威胁她生存的前朝重臣一一押解到菜市口刑场,其中咸丰皇帝最倚重的顾命大臣肃顺被割烂舌头,砍断双腿,然后斩首。慈禧开始了她对大清帝国长达数十年的垂帘听政。没有史料表明,她对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的短命有过极度的悲伤,她迅速选定另一位幼帝的原因是,她需要继续掌握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可是,随着光绪皇帝长大成人,随着帝国在积贫积弱中沉沦,试图剥夺她的统治权的戊戌变法发生了,可结局依旧是滚落在菜市口刑场上的几颗脑袋让她渡过了政治危机。这个迷恋权力、京戏、化妆术、奢华的服饰以及南北风味兼具的美食的皇太后,自垂帘听政的那天起便无法回避一个令她寝食不安的现实:大清帝国如同她的容颜一样,正在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败。强大的外国舰队沿帝国的海岸线林立,朝臣被迫不断地在各种屈辱的条约上签字,边疆的领土和沿海的岛屿在各种奇特的理由下被割让出去,各国的洋式楼房在帝国国土上的租界地里盖得堂皇而坚固……二十世纪第一年来临之际,北方田野中的近十万农民以杀洋鬼子为名冲入京城,她本想借义和团之手灭掉阻碍她废黜光绪皇帝的洋人,结果却是她和整个朝廷被打进京城的洋人逼出皇宫,开始了不堪回首的逃亡生活。一年之后,当得知需要付出巨额赔款的《辛丑各国和约》签订后,慈禧说出的一句话令人震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没人相信这句话出自她的肺腑,因为无论在皇族还是臣民心中,“量中华之物力,结皇家之欢心”才是人间正道。然而,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其“物力”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国际地位的屈辱、武装力量的脆弱、国家政治的腐败以及由普遍性赤贫构成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所有这些都使得大清帝国面临着倾覆的危险。慈禧百思不得其解的苦闷有二:一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名称古怪的国家为什么突然间集体与她的大清国过不去,二是国内为什么总是“盗贼蜂起”——这个国家自古就不乏盗贼,但是,近来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呈递的奏折所描述的暴乱与以往似有很大差别。以往所有反对朝廷的武装暴乱都发生在乡村,带头举事者也大多是因为年景不好而闹饥荒的农民;现在的暴乱却发生在大城市里,带头起事者竟然是那些有学问的人。这些人把暴动的目标明目张胆地指向了皇室,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再是“均田地”而是要“杀尽满夷”——臣民竟敢索要皇族的脑袋,这还是朗朗乾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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