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南非行(4)

牙买加的罗娜告诉我,她打算买一束玫瑰送给组织者。

"撒哈拉人"的胃不舒服,说那是西方食物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在法国吃什么。他变得少言寡语,一脸沮丧,摇着长食指:No good。

我们乘车经过基地时,"黑手党"突然讲起他的安妮表姐。"我那时还小,头一回见到从南非来看我们的安妮表姐。她又高又壮,一对大奶子。她使劲搂住我,差点儿没把我憋死。打那时候起,我最害怕女人的那个部位。我妈让她和我姐住一起,安妮表姐很好奇,东瞧瞧西看看。我姐屋里贴满了爵士乐明星的海报。她突然从中窜出来,大声尖叫:'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黑鬼?'我妈气得大骂:'你以为你是谁?没尾巴的野兽,给我滚!'安妮表姐被赶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谁也不知道她的行踪。这么多年了,说不定已经埋在这儿了……"

第三栋楼晾满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帜,为绝望的生活带来温情。

我们到一个穷人区参观,在国外住久了,很多东西都淡忘了。那景象让我感到震惊:骄阳、尘土、铁皮窝棚、衣不遮体的孩子和简陋的墓地,两栋没有颜色的旧楼分别住着单身男女,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到城里谋生,相当于我们的盲流。第三栋楼晾满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帜,为绝望的生活带来温情,向导正介绍时,一头牛走到路中间,拉了泡屎,甩着尾巴懒洋洋地走开。

仅几里开外,是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城市,名字很怪,叫"新德国"(New Germany)。"啊哈,我喜欢这个名字,""黑手党"高叫道,"我前年就他妈被德国救火车撞上,满脸是血,到现在衬衣还没洗干净。"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我发现在他黑手党式的外表下,有颗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少见的怪人,收藏了八千张爵士乐唱片,是那种七十八转胶木的,还有八十副墨镜和五十套黑西服。他虽然戴墨镜,对人对事的判断却相当准确。我问他干吗晚上戴墨镜。他不假思索地说:"用不着看太清楚。我们判断人不是根据他的表情,而是动作。"

我们来到一家贫民区的图书馆。五间平房空荡荡的,仅左厢房有十几架书,装在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中国功夫片。"撒哈拉人"不顾病痛,又开始抨击美国文化:看,媒体无所不在,靠的是什么?美元!他妈的,我们的家园被美元毁掉了……。

一位当地的黑人作者告诉我们,六年前这里的书架空荡荡的。他和几个朋友四处募捐,和官僚交涉,才有了现在的规模。他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撒哈拉人"跟着跳起来,叫喊着,抡胳膊跺脚,有点儿像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舞。在我的请求下,加拿大的罗娜背诵了她在私立学校读过的那首诗,关于洋葱头的爱情。

"黑手党"读了他黑色的诗。

八九个黑人小姑娘在院子里更衣。进图书馆时,我给她们照相,排后面的提起裙子,学明星的样子搔首弄姿。鼓声响起,领舞者高呼,众人应和。她们踢腿翻跟斗叠罗汉,动作极度极大。南非女诗人英格瑞特告诉我,非洲舞蹈中有很强的竞技性,甚至练到残酷的地步,有时候比舞等于拼命。鼓声戛然而止,指导一招手,全体舞蹈家跟着挤进一辆小车,伸出的胳膊好像两排木桨。

我们回到了"文明世界",在一家旅馆草坪的遮阳伞下,喝着啤酒,眺望超伏的非洲青山。同桌的阿娜,被隔壁的三个罗马尼亚人认了出来,拉去台影留念。阿娜告诉我,她在布达佩斯不敢上街,否则寸步难行。

天色转暗,一场暴雨来了,在把所有诗人赶进旅馆前,先淋成落汤鸡。

第二天早上我遇见阮锥夫妇。形势并不明朗,警察和学生在街头对峙。苏哈托中断了国事访问,匆匆赶回雅加达。军队在调动中,但总司令表示决不会镇压群众。总司令是他的忠实读者,阮锥有些得意地透露。是的,他强调,很多人盼着他回去。

牙买加的罗娜,穿紫色长裙,抱着一大束红玫瑰,喜气洋洋,让大家在一张卡片上签名,上面有对组织者的美好祝愿。好像她不远万里,就是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

"基督"一早飞往津巴布韦,参加那儿的一个文化活动。他留下一首诗,是给我的,请"白求恩"代他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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