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开学是9月1日。通知是8月15日下发完毕的。我在家等到8月18日，还是没人通知我。大队给村口装了一个大喇叭，大小事情都是通过喇叭通知的。那几天，只要喇叭一响，我们一家就搁下手中的饭碗，或者正做的活儿，支起耳朵静静听着，喇叭里，除了通知开会，再没别的内容。
队长很忙，因为和外队争地界，正打着一场官司。官司输了，队里就要少一亩半地，因此几天间到大队又吵又闹，急得他嘴上燎泡一个接着一个出。雯淑呢，去了洛阳她姨家，一天一天地不回。这样的事情，我又如何敢和雯淑的爸妈讲，就只好在家愁得和爹娘一道火烧火燎。到了19号，无奈了，倒是大姐拖着疼痛的腰身，去找了队长。
很快，队长就端着饭碗到了我家，问明情况，把饭碗一推，让我送回他家，就刹了刹腰间裤带，大步去找他内弟了。
我们一家人都在等着队长回来。末尾，到了日头偏西，队长也没露脸儿。我急了，就去站在村头望。西去的土路，在山坡下像一条灰布带子，除了收工的人群，和懒懒回圈的羊群，硬是没有队长的影儿。
一会，爹来了。
“没回？”
“没回。”
爹就陪我坐着。我忽然发现，几天间爹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又深又稠，一道挨着一道。每一道里，都堆着忧愁和尘土。因为怕花钱，他把烟断了。拿惯烟袋的双手，这时候就拿一根柴棒翻来弄去。他的头上，发茬花白，顶着几根干草，像刚从草堆钻出来一样。和我同样盯着西路的双眼，茫茫的，像是没光。这时候，娘来了。二姐来了。大姐扶着墙壁，也一晃一晃地走来。她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扶腰歇歇。等二姐看见，去把她扶来，她的额门上已经有了一层密密的细汗，脸黄得如蜡纸一般。
爹看了一眼大姐，把头勾下了。
娘问大姐：“疼得很？”
大姐说：“没事……不疼。”这样说时，大姐的眼角有了泪。
就这么，我们一家五口，在村头的一棵树下，眼巴巴地瞅着西边。那条光秃秃的黄土道，从我们眼前伸出去，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日落处。西山的那条深沟，又一次把日头吞尽了，只留下红雾在天边的山顶笼罩着。西道的途上，摇着一头黄牛，每走几步，就要对着天空，“哞——”地叫上一声，那声音粗哑而又沉重，像是对上天求救的呼声。我把目光从黄牛身上收回来，见爹依然面西，把头勾着，手里翻弄着烟杆似的柴棒。娘是平视着正西，脸又瘦又小，专注得似乎要把西道吞进她昏花的眼里。大姐呢，大约腰骨疼痛发作得厉害，脸上的汗瓢泼一般，水淋淋的；二姐脸上木木的，只顾扶着大姐，偶尔才扭头西望一下。看着一家人为我这样可怜地缩在暮黑的村头，我忽然想对着田野哭一场。
村里的炊烟，一股股地落下去。饭早的，已经端到门口吃饭啦。
爹急了，猛地从地上站起，把柴棒摔在地上：“娘的，咱不读高中了！瑶沟村42户人家没有一个高中生，不是也过了几辈子……”
爹走了。一家人望着爹的背影，忽然就都觉得没有意思起来。读了高中又如何？不也一样是回村种地嘛。爹说得对，第十八生产队，祖祖辈辈不识字，不也过了一辈又一辈。二姐说，娘，回家烧饭吧，不读高中日子还要过。娘叹了一口气，把目光从西路收回来，正要走时，爹却又从村里走回来。
“队长还没回？”爹问。
娘说：“没影儿。”
不知为啥，爹又坐在了原处，又捡起了那根柴棒在手里翻弄，又把目光搁到了苍黑的西路。
终于，一家人没有等到队长回来。
这时候，村中央却忽然响起了“当当！当当！当当！”的钟声。这钟声的节奏，只有队长才能敲出来。于是，一家人都怔了一会儿，就起身披着夜黑回村了。
敲钟的果然是队长。
要开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