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义是中将司令家里的花工。从新兵连分到军区大院警卫一连时，连里给每个新兵发了一张特长调查表，有人在表上的“爱好”栏里填了“机械”二字，就去学了开车；填了“书法”二字，就到连部当了文书。小义短视，他在“爱好”栏里只写了一个“无”。在入伍前的职业一栏里，人家都写“学生”二字，他却写了“护林员”。结果，他就分到司令员家里当了花工。
花工也不错，清闲、散淡。连里训练累了，只要给连长说，首长家里的花该浇水了，就不用到训练场上风吹日晒了。花工也有不好的地方，同是为首长和首长家里服务，公务员可以在首长家里随便进进出出，和自己家里一样；警卫员可以在许多时候，坐着轿车跟着首长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神气活现的，就像自己也是首长一样，连从下边来的军长、师长见了都跟他蛮近乎；就是炊事员，有时也可以和司令员同桌吃饭，乃至往司令员面前的盘子里夹菜。可是小义呢，连和司令员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为此，小义很是不平，想了许多办法也无济于事。
刚做花工时，连首长和他认真谈过话，说他以后就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了。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最重要的是要机警、灵敏，随时注意保护首长的安全，但又丝毫不能影响首长的工作和休息。不能随便越轨去接近首长，拉关系、提要求。具体到花工，连长说警卫员有警卫员的任务，公务员有公务员的职责，而花工的活动范围，不能越出首长的那个小花圃。门前屋后的葡萄架，法国梧桐及别的树啊草的，这些东西需要浇水了，你就浇水，需要剪枝了，你就剪枝，不需要，你就回连队训练、站哨、出勤，一切活动由连队安排。不能花圃里没事还呆在花圃里，更不能花圃里没事了，还在首长家转来转去。
小义是个听话的孩子，好兵。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守条令、条例和连队的规章制度，恪尽职守，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首长家所谓的花圃，无非是院里半亩多的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草，就有了一个自成格局的小花园而已。从有两个哨兵的大铁门里进去，是条一车宽窄的水泥路。路的两边，是有几十年历史的石头墙房子，两层，老兵们说那房子还是国民党时期盖下的，以后收收拾拾，就住了共产党的将领。路前是片水泥地。水泥地的上方，是三米多高的葡萄架。夏天，司令员常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看报纸，看文件；冬天，阳光上好的时候，也坐在那儿晒晒太阳，闭目养神。偶尔，有急事的时候，那辆军区大院最好的轿车就开进大门，停在葡萄架下，首长自屋里出来，从警卫员适时打开的车门坐进轿车，司机就把轿车倒了出去。司机是个老兵，相当于团长职务，倒车和前开一样，那么窄的路，倒车时路边的花草和冬青树叶子都未曾碰过。那天小义正在花圃里拔草，不知司令员出门时忘了带什么，司机风驰电掣地把车开到葡萄架下，像战时要取作战地图一样紧急，可公务员从楼里飞快地跑出来，送上的却不是作战地图，而是一个喝水用的不锈钢茶杯。尽管如此，司机还是接了茶杯，又嗖的一声就又把车子倒了出去，把小义吓出了一身冷汗，取一个杯子值得这么急吗？又觉得给司令员取一个杯子也是值得这么急的。从此，小义就对首长和首长家里的一切，身临其境地感到了神秘、神圣，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如指导员说的庄严与庄重的感觉，觉得自己在花圃中每拔一棵草，每浇一次水，都是为首长服务，都关系着一个大军区的工作全局。甚至，有时他还觉得，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可是到了后来，他呵护的花圃中的月季开了、芍药红了，满院郁香的时候。小义觉得情况有些变化。他发现他的工作没有他想像的那么重要。盛夏，烈日正旺，花草容易疯长，可连队饲养员偏偏生病，住院半月，连长竟让他去替饲养员喂了半月猪。他说首长家里的花园咋办？连长说你先回来再说。
他说这季节花草最易疯长呀。
连长说你放心地回来就是。
他说那花圃得去一个人顶着。
连长说，你这孩子咋这么犟，还像个兵吗？
他就回到连队，在营房一角的菜地边上，喂了半月猪。还有几只羊。再回到首长家时，简直把他惊出一身汗来，那花圃里的野草，竟比花棵还多。有片月季的周围，都是龙草、蓑草、狗尾巴草。有几棵原来从未见过的蒿草，长势很旺，竟比月季高了半个头。还有从大院花房搬来几桩盆景，像老柳根、北方鹊梅和迎春桩子，都生生被野草吃了。小义有种失职的感觉，像犯了极大的过错，心慌慌地圪蹴在花圃中拔草打枝，从上午八点，干到中午十二点，待首长和他的秘书从办公大楼下班回来，自花圃边上过去，他才觉出腰酸背疼，觉出该下班了。然欲动身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杂草如此疯长的花圃，首长每天都要从它边上来回过往几趟，怎么能没有看在眼里？看见了又怎么不说？还有那英俊高大的中校秘书，人长得和电线杆子一样笔直，军装上连一点污渍，连一条皱褶都不曾有过，他的整洁、规矩，有条不紊，在小义的军旅生涯中，从未见过第二个。可似乎，中校这么一个洁净、讲究、酷爱齐整美观的人，竟也没发现这半月花圃的荒芜杂乱。
这叫小义感到伤心。原来司令员对花花草草并不放在心上，不像已经年过七旬的老司令员那样，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离休了，家里还有两个花工，每天每天，三个人都在他家那偌大的院里——花圃里忙个不停，有说有笑的。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小义回连队匆匆吃了两口米饭，就又赶在上班前的几分钟里，进了首长家的花圃院落（规定花工的一切工作时间，都在首长上班之后），待首长从那石砌楼里正要出门上班，小义便开始了工作。他把一棵一棵的蒿草拔掉，有意放在水泥路边，好像是为了马上把它们处理掉，才不得不放在那里一样。为了引起首长注意，他还故意把几棵最长的蒿草斜斜地伸向路的中央，那是首长和秘书的必经之地。然后，小义着装整齐，戴着帽子，系着风纪扣儿，在花圃里出力流汗，挖土、浇水、打枝，一边弄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些响动，偷偷看着从楼里出来要去开会或上班的司令。
司令已经年过六十，身材并不高大（这让小义有些失望），微胖，头发花白（这在小义意料之中），因为脖子较短，不是重大的庄严场合，比如阅兵，比如从北京来了更大的首长，他都从来不系风纪扣儿（这在小义意料之外，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没有重要事情，上班时都是司令在前走着，那英俊小生一般的校官秘书跟在他的身后，一手端着首长的茶杯，一手拿着首长的帽子，而首长自己，则提着他的那个已经很旧的、装了许多文件的公文包。那天的景况也依然如此，首长在前边慢慢走着，秘书怡然地跟在他的身后，到了水泥路上堆的蒿草那儿，小义原以为他们会停下来，兴许会批评几句，但如果看见自己正大汗淋漓地忙活，司令员定然会问：小伙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哪里人呀？首长也许还会说，大热的天，干活又累，把帽子摘了，军装脱了，穿个背心、衬衣就行。说完这些，首长说不定还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可限于小义的人生经验，他怎么也想像不出来。但这些亲昵的问话，如寒冬里的日光一样温暖的问话，小义以为首长是一定会问会说的。那时他正把一根胶皮水管从一棵花下朝另一棵筑了窝围的花下移动，直腰时便偷偷地朝首长那儿瞅去。可是，首长到那捆蒿草面前，并没有停下脚来，也没有扭头朝花圃这边看看，而是将脚一抬，从斜伸到路中央的蒿草上走了过去，径直到院墙外的马路边上，同在那儿等着，和他一样提了一个黑色公文包的另一个首长说话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