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初诸帝之信佛
一、顺治帝之参禅顺治帝自统一中原以后；一改满洲专崇喇嘛之旧习，而归依禅宗，颇致力于参究；观其与玉林琇和尚，及其弟子■溪森和尚之关系，可以知之；玉林名通琇，系临济第三十一世，即磬山圆修之弟子也。顺治十五年，曾下敕谕；特遣使迎接玉林；有云：“尔僧通诱；慧通无始，智洞真如；扫末世之狂禅，秉如来之正觉。”又十六年敕谕；有云：“尔禅师通琇；临济嫡传，笑岩近裔；心源明洁，行解孤高；故于戊戌之秋；特遣皇华之使；聘来京阙，卓锡上林；朕于听觉之余，亲询释梵之奥；实获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门之龙象，禅苑之珠林者也。”其尊崇可谓至矣。玉林至京；顺治帝即于万善殿，请师升座说法；后迎人西苑，时时问答；遇合之隆，一时无比。既而玉林坚请还山；帝许之；留其首座■溪行森，问答称旨。赐玉林号为大觉普济禅师；■溪为明道正觉禅师。
然顺治帝之参禅，乃自憨璞和尚始；《宗统编年》载憨璞和尚，住京都海会寺；都门宗风，自此大振；顺治帝因狩南苑，幸海会，延见憨璞和尚，始与禅宗接触云：
顺治十四年，冬，十月；海会憨璞性聪和尚，结制万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会；延见聪，奏对称旨；复召入禁庭，问佛法大意；乃诏结冬万善殿；赐明觉禅师号。上后谓天童态曰：朕初虽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
顺治帝自憨璞奏对之后，乃留心参究；既有玉林师弟，复召玄水杲和尚，说法于内庭。十六年，冬，天童道忞和尚，奉召入京；进见于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帝亲至方丈问法；时■溪森、玄水杲、憨璞聪，皆承召对。十七年，道忞还山，帝亲送出北门，赐号宏觉禅师。
帝于座右大书：“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自警惕；与禅门耆学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握手，情逾师友；可知帝之参禅，必有心得；非一知半解者也。
二、康熙帝之崇佛康熙帝在位六十年；对于儒教及各种学术，均积极整理；成《康熙字典》及《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巨著；而对于佛教，亦禀前代成规，特加保护。二十三年，南巡，临扬州之天宁、平山二寺，各有题词；天宁曰萧闲，平山曰怡情；至金山敕重加修建，亲制文勒石纪之；书匾额日江天一览；此外所至江南名刹，多有题词。二十八年，二次南巡；至苏州邓尉山圣恩寺，亲拈香礼佛；赐额曰松风水月；至灵岩，赐书翠岚二字；复至杭州之灵隐云栖，而回江宁大报恩寺等处；所至遇山林学道之士，优礼有加。又曾发帑重修补陀罗迦普济寺，亲制碑记，有云：“海寇猖狂，寺宇梵刹，皆为灰烬；自康熙二十二年，荡平台湾，海波永息；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重建寺宇，上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锡祉。”又亲制重修天竺碑文，有云：“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康熙帝自言弱龄诵读经史，未暇览金经贝叶之文；观其所作碑记，乃抱儒释一致之思想；固未若顺治之能亲领禅悦；而其尊崇佛教，则犹先代之遗风也。
三、雍正帝之参禅雍正帝于禅门，颇有造诣；自言得力于西藏喇嘛章嘉呼土 克图；兹节引《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序文于下：
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
帝之为此言，盖初时惟知从佛教经典上研求，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与一般学人所犯之病相同；及接近国师，而方能省悟也。帝曾于康熙年间；延禅僧迦陵性音，屡为结制；帝着力参究，偶有省悟；性音赞为大悟彻底；帝不自信，叩问章嘉；章嘉则不许之，更勉其进步。故帝于章嘉，极端信仰；称为证明之恩师。
帝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编为十九卷，名《御选语录》。而以自己与人问答言句，收录于第十二卷，颇多奇拔之语。兹录一二则于下：
众生不了，犹如小儿放风筝相似；随风放去，风定却复收来；收来放去，实同儿戏；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脚跟下红丝断也未？”此语甚亲切；譬如风筝线断，纸鸢落在何处？参。
学人初闻道，空境易，空心难；究竟则空心易，空境难；空境而不空心，到处为碍；空心而不空境，触途成滞；应知心外复有何物可空；物外复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少有分别心，则非第一义；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于即位之后，又在内廷与王大臣参究禅理，集此等诸人之语录，亦为一编，名曰《御选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帝自制序文有云：
达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则什公弟子，讲译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迨后直指心传，辉映震旦；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净土为着相菩提；置而勿论；不知不觉，话成两橛；朕于肇法师语录，已详言宗教之合一矣；至于净土之旨，又岂有二；……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始以净土提持后学；而长芦北磵诸人，亦作净土章句；及明莲池大师，专以此为家法；倡导于浙之云栖；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及《拣魔辨异录》八卷；《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之四类；其正集中所采语录：为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祐、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雪窦显、圆悟勤、玉林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师紫阳真人张平叔及自己所著圆明居士语录，加入之；外集则采云栖莲池大师语录；前集、后集，则采达摩以下历代禅师之语录，末卷更附刻《当今法会》；由此编次之意观之：正集中以张平叔，与诸禅师并列，以示紫阳之由道入释；于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罗什门下之僧肇，最后则又附入云栖，盖有调和教禅净三宗之意焉。
至于《拣魔》《辨异录》；乃为天童圆悟禅师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标立邪说，有背师旨；悟禅师会有《辟妄救略说》以驳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复作《五宗救》一书，以回护邪说；故帝特作此书，逐条驳正之；并将藏内所有法藏弘忍之语，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其所颁上谕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见；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天下后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无位，一人之言，无征不信……朕为天下主，精一执中，以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既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豫识将来魔患之深，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帝盖鉴于明末禅门党同伐异之弊，徒在知见上逞机锋，而忘却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观《御选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认有五家之区别；而主张五家一致之说者；其驳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门户之见最甚者斥之耳。上谕又云：
粤稽三教之名，始于晋魏；后世拘泥崇儒之虚名，遂有意诋黜二氏；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问礼之意，犹龙之褒，载在史册；非 与孔子有异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数十年；倘使释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礼……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谓某为日，某为月，某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碍之见；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观紫阳真人之外集，自可无疑于仙佛一贯之旨；道既一贯，愈可以无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四、乾隆帝之刻经事业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粲》、《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 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西藏）；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观之：乾隆帝以《国语翻译藏经》之本意，可知矣。盖自宋初仿唐制，设译经馆；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经》为国家事业之一；清室继之，而有《龙藏》之编辑，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然元世祖命帕思巴，始创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召集藏蒙汉及西域学者，从西藏之《大藏经》，重译成蒙古文，称《蒙古藏经》；若清代无满洲语藏经，则视元为逊色；故乾隆帝汲汲图之，而有三方皆为臣仆，不可独阙国语《大藏》之言也。至于籍翻译藏经，希冀以国语普及中外人民，亦为彼大一统之梦想也。国语《藏经》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帝曾命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经中诸咒，详加订译，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当时颁发京城直省各大丛林，今则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宫及观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内庭，亦已散失。近由居士徐文霨、蒋维乔、陈汝湜等发起，向观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流通。此四译对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