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在江南堂买到一种叫拉克雷姆（Raclam）的德国小丛书，价格两三角钱一本，丛书中收入一些平时不多见的东欧国家的作品。其中,鲁迅尤其珍爱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小说《绞吏之绳》，价只一角。买来时，订书的铁丝已经锈断，书页散开，鲁迅用少年时期学到修补技术，将它重新装订了一番。
凡是特别费了心思得到的书，藏书者会更偏爱它。鲁迅对于这些书，差不多都起过翻译的念头，也许是想留下学生时代生活的一点儿影痕吧。
兄弟俩购书并不吝惜钱，虽然生活费并不宽裕。在一家旧书店，他们曾以十六元的大价钱买得谢来尔著的德文本《世界文学史》。书中有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和穿着匈牙利民族服装的裴多菲的照片，他们用得着的。每次去书店，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归来总是两袋空空，与好友们相对苦笑，叹道：“又穷落了！”
这一段穷书生的日子是惬意的。
师从章太炎
这时的东京，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单是加入同盟会的留学生就有五千多人。从清廷接到的报告里就可以看出其声势：“……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愈数万。……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
革命者中给他们印象最深、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大学者兼革命家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很早就从事革命活动，曾与康有为进行过大论战，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光绪皇帝是“载小丑，不辨菽麦”。简直是大不敬。他给邹容的《革命军》写序言，倡言革命，导致《苏报》被查封，他和邹容被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判以三年监禁，这就是闻名全国“苏报案”。
鲁迅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章太炎的文章。许寿裳编辑的《浙江潮》也曾得到过章太炎的扶助。章太炎曾为该刊撰写过文章。他在狱中写的赠给邹容的诗，就刊登在《浙江潮》上，鲁迅他们甚至会背诵：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章太炎学问渊博，在文字学、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造诣甚深，他的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恢弘博大的学问文章，影响了大批青年。
章太炎出狱后，东京的革命党组织特意派人到上海迎接，又在东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那天是下着雨的，在神田区锦町的锦辉馆，聚集了大约两千多人，馆里站不下，有的人站在外面雨中，都想亲眼目睹大文豪、大革命家的风采。
刚从狱中出来的章太炎，虽身体虚弱但斗志昂扬，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长篇演说，回顾了自己的革命道路，他说：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
这和鲁迅小时候读一些野史笔记，看到异族统治者的残酷，而渐渐产生革命的念头一样，当时读书的青年人大多都走过这样的道路。
章太炎性格倔强，易于激动，他自称是“神经病”。以后周氏兄弟与他交往多起来，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知道他有时虽显得疯癫，但为人坦诚直率。
章太炎提出的革命主张有两条，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两条，他自己到东京后已经着手施行。宣扬宗教，获得的响应并不多，周氏兄弟对此兴趣也不大。后来鲁迅回国，尤其是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期间，才热心搜购阅读佛教典籍，稍稍显出乃师章太炎的影响——但那是后话了。至于第二项，办起来容易，不久兄弟俩和其他几个同乡同学就请章太炎专门讲文字学了。
鲁迅和周作人特别爱看章太炎编的《民报》。章太炎爱用古奥的字，读起来很费力，实际上影响了文章的宣传效果。又因为章太炎常在报纸上发表有关佛学的文章，同盟会的一些人曾提出过意见。但不管怎样，他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他的广博渊深的学问，对青年们很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