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在药引上也很用功夫。每换一次药方，周家单为了药引就得忙大半天。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这类家常的东西，他是断然不用的。最起码是芦根，要到河边去掘，还有经霜三年的甘蔗，极不易寻，找来总需两三天。
这些都要在三味书屋读书的老大樟寿去办。有一次为了找几年陈的陈仓米，到处问而不得，在书屋里说起，被寿先生知道了。第二天寿老先生用装铜钱的褡裢，盛了一升多这样的米，亲自背到周家。其实，一副药只用一二钱就可以了。全家人为此感动不已。
姚先生在这里看了将近两年的病，可是还不见好。周伯宜的水肿越来越厉害，慢慢的由腿部肿到肚子上。人瘦得不堪，起床走路变得不可能。他甚至连摔碗的力气也没有了，常对他的妻子说，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被湿布捆紧了，动也不得动，连喘气都感到吃力。
对全家最难的是筹钱来买药。高明的大夫用药也特别，价钱一般都不低廉。买药的任务都由老大来承担。樟寿几乎每天都要出门办事，不是去当铺就是去药铺。在塔子桥东咸欢河北，有一个“恒济”当铺，他是那里的常客。当铺的伙计通称朝奉，都有一副傲慢的神气，对来当物品的百般挑剔。而当铺的格局也很奇特，柜台很高，个子矮小的樟寿要踮脚仰视，才能看到小窗户内的朝奉。他就这样把母亲给他的东西换成钱，然后拿了钱去药房抓药。
他干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喊过苦和累，也没有发过怨言，并且办事很妥帖，钱、当票、药方和药包，每次都如数交给母亲，这对他的年龄来说，是有些早熟了。但他是知道母亲的难处的，他也亲眼看见过母亲因为父亲病重和生活的艰苦而落泪。记得当父亲还能走动时，他听信了旁人的劝说，常去吸鸦片烟，用暂时的麻醉忘掉疼痛，其结果是烟瘾越来越大，因此也就更增加了家里的开销。
有一天母亲和樟寿一起去找他，在烟馆的窗外看见父亲正躺着吸烟。他们并没有惊动他，母亲落着泪牵了樟寿的手默默地走回家。这个场景给樟寿留下的印象，比父亲喝醉了酒摔东西给他的印象还要深。
后来到北京，回忆起那段日子，他深情地说：“阿娘，是苦过的！”他本人平时限制酒量，也是为了不像父亲那样喝醉了酒骂人。
姚先生用尽了办法，病情还是不见好转。一次来诊，问完了病状，对周伯宜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城里还有一位何莲臣先生，他的本领比我高。或者我推荐他来给你看看，我写一封信吧。你放心，病是不要紧的，我的意思是经过他的手，会好得比较快些……”
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樟寿仍旧恭恭敬敬地送他上轿，待他回来，看见父亲脸色很悲哀的样子，对身旁的人说：“我的病大概是没有希望了。姚先生因为看了两年看不好，跟我们太熟了，说起来难为情，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一个生手来代替，算是和自己脱了关系。”
大家都劝他不要悲观，也许请何莲臣先生来，用药会有效验的。
何莲臣先生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药引却很不同，前一个的有一个人就可以办到，现在，有些特别的丸散的药引，往往需要更多的人手，更多的时间。
有副药的药引子是“蟋蟀一对”，旁边注上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也就是说，不能东捉一只，西抓一只，必须捉来本是夫妻的两个。这项工作有时就需要两个人了。二弟自告奋勇，帮哥哥去百草园去捉。百草园倒也不缺少这种虫子，两个兄弟进去将它们赶出来，然后一人捉一只，一会儿就能得到好几对，用线一缚，回去扔进熬药的锅里。
还有一次是要“平地木十株”，可让大家为难了。樟寿去问了药店，又问了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乡下人，都不知其所以然，到最后他想起玉田祖叔，他是喜欢养花的，果然他说这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普通叫做“老弗大”，能结像小珊瑚珠大小的红果实。这个难题总算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