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本身并无多少意义，只是表现了主人公的聪明机智，会捉弄人。周作人从中分析民间的道德观念：“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
在徐文长的故事中，还有很多“猥亵”的内容，周作人在收集时都原文照录。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正’，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
对民间文学和大众趣味的重视始终分明地贯穿在他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中，后来在北京大学，他还发起了在全国征集“猥亵”歌谣的运动。
但是，无论怎样喜爱民间生活和文学，他们作为“台门货”，不可能完全彻底融入那个世界，他们仍然是旁观者。也许正因为是旁观者，他们才能有意识地对那个世界进行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周作人欣赏十字街头的风物，自己却不能混迹其间，而是要在十字街头建一座塔，安居其中，他说：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气，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
坐吃山空
兄弟们真正认识祖父是在1893年——他们的曾祖母戴氏病逝，祖父回来奔丧。曾祖母将近80岁，是几个台门中最年长的，因此丧事也应该办得隆重。
周福清接到电报，从天津坐船到上海，从上海走陆路到绍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祖父除了带着几个用黄铜包角的红漆大皮箱外，还带着一个姨太太和十二岁的儿子凤升，比他的大孙子还小一岁！然而这凤升并非这位姨太太的儿子，而是周福清前一任姨太太留下的。
周福清在小堂前落座，周伯宜夫妻率儿子们过来磕头。
祖父简单地问了几句情况后，就换上白麻衣，脖子上挂上麻绳，到母亲的灵前跪拜。跪拜完毕他就挑起毛病来了：“伯宜啊，用人们是不必戴孝的，庆叔、长妈妈、运水他们，为什么要戴孝？他们又不是丫头、家奴，不必为主人穿孝。”周伯宜听了，赶紧让用人们脱下了孝衣。
周福清的脾气坏，兄弟们虽早有耳闻，但这次才真正领教了厉害。
五七这天早晨，他起得特别早。家里别的人呢，因为这些天忙上忙下，都有些累，起得晚了点。
他穿好了衣服，走到明堂里，看见各房间都关着门，不由得大怒，于是先走到蒋夫人的房里，用力敲床，蒋夫人赶紧起来。他出得门来，嘴里还不迭声地骂着“迷死豸”，儿子和媳妇听见，也赶快起床了。
到了百日，戴老太太可以安葬了。
对于戴老太太的逝世，孩子们觉得最大的损失是不能再跟曾祖母吃好东西了。一家人吃饭是在曾祖母住屋后边的吃饭间。靠东边开着一扇门，门口安放一把太师椅，那就是曾祖母的座位。在这个座位旁边，是一把高脚太师椅，是让小孩坐的。三个孩子都坐过，也许是这样坐不至于掉下来吧，总之，这是给家里最年长和最幼的两个人的待遇，其他的人就只能坐在没有扶手的圆凳上了。吃饭时，母亲总是把好菜夹给曾祖母，而曾祖母也总是说：“给阿宝吃吧。”坐在旁边的那位就跟着沾了光。
三兄弟都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后来老大和老二长大，就不常去要东西吃了。但因为几个兄弟一个接一个地高起来，曾祖母又特别健忘，渐渐地便分不清谁是谁，更记不住他们三个的名字，后来就笼而统之地都称他们阿宝了。
平时，他们很愿意跑到她的房子里，一见到孩子们，老太太就叫她的孙女道：“宝姑，阿宝来啦！快拿点东西给阿宝吃。”宝姑只有十六七岁，也是喜爱孩子们的，听了吩咐，走出来从描花彩瓶里拿些零食分给他们。曾祖母坐在一旁慈祥地连连说：“阿宝，乖，吃罢，吃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