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历经诸子之纷乱与秦火之浩劫而到汉代，乃有董仲舒之“复古更化”。这是一个政治与教化双管齐下的文化大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方向，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尊理性、尊礼义：这是针对黄老之术的不足而发。第二，任德教，不任刑罚：这是针对法家的苛毒而发。第三，以学术指导政治：此即所谓“通经致用”，是儒家精神。
但汉代儒学有两大缺点：一是汉光武确立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使儒家贤者为君（天下为公、禅让）的政治理念落空了。二是汉儒对孔子之仁与孟子之性善，欠缺相应的理解。他们只从“气性、才性”看人性，认为圣人是天生的，不可学而至；此一观点，严重违失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儒家传统。结果，在“人生的方向理想”和“生命的实践途径”上无法满足世人的要求，终于使得儒学趋衰而造成魏晋时期道家思想之盛行。
2宋明心性之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之“无”，接引佛家之“空”，而使佛教进入中国之文化心灵。中华民族倾注数百年之心力以吸收消化佛教，足征其文化生命浩瀚深厚，文化心灵明敏高超。而在对外的消化工作完成之后，内部的文化生命当然要返本归位。所以，隋唐佛教的鼎盛时期过去之后，北宋儒学的复兴，便成为历史发展中的必然。
宋明儒学复兴的重大意义有二：第一，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孔子讲仁，孟子讲心性，《中庸》、《易传》讲天道诚体，都蕴含“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北宋诸儒由《中庸》、《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于《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再发展到陆象山之心学、王阳明之良知学，正是顺承先秦之形上智慧而调适上遂，以达于圆融深透之境。第二，重新畅通了民族文化生命的大流：道家虽是中国根生土长的学派，但只算旁枝，不是主干。佛家则来自印度，不是中华文化本身发出的智慧。到宋明理学出现，才完成两件大事：一是恢复道统，重新显立孔子的地位，而从佛教手里拿回思想的领导权。二是以民间讲学的方式，掀起了持续600之久的文化思想活动，造成中国哲学史上极为光辉的时代。
但宋明儒学，毕竟“内圣强而外王弱”。这一步欠缺，其实也不能责备理学家，因为这是全民族的共同责任，是政治理念如何落实于体制，以及调整文化心灵表现形态（由德性主体开显知性之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