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推移到了公元6世纪的中叶（公元547年）。一本叫做《洛阳伽蓝记》的著作把我们的视线再一次拉回到洛阳，拉回到白马寺。书中记录：东汉时在白马寺译出的佛经当时还在寺中保留着，这些经函不时放射出亮光，照得堂宇透亮，僧人和信众时常膜拜。而白马寺前种植的石榴和葡萄全然与众不同，石榴一个重达七斤，葡萄有枣那么大，洛阳城中还流传着“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民谚。可见白马寺的神奇传说，还在街头巷尾流传。
少有名寺却多有高僧，这是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佛教发展的特征。少有名寺是因为战乱，而多有高僧一则是因为佛法东来的大势并没有中断，二则更是因为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尊崇佛教。佛教代表着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对于加强这些政权对民众的统治也有大的益处。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国古代历史又出现了第二个盛世隋唐，中国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大分裂后终于又走向统一，佛教所起到的整合作用不能低估的。
大概是由于感受到政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当了女皇后的武则天并不喜欢待在长安，而是长年居住在东都洛阳。武周时期政治的一种重要特点是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所以当时的洛阳呈现出空前的宗教热潮。
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大修白马寺，这是历史上对白马寺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据史书记载，这次扩建的提议者是深受武则天宠幸的薛怀义。白马寺修好后，薛怀义经常住在寺中，他还挑选洛阳市民中膂力过人者剃度为僧。薛怀义主持下的白马寺，严格意义上说已不只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寺院，而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
唐代的洛阳城南望龙门，北依邙山，西至涧河，洛河横贯其间。现存的洛阳老城是明代洛阳城的一小部分，而明代洛阳城，又只是唐代洛阳城的一小部分。这种比例关系同样适用于白马寺，今天我们看到的白马寺，也只是唐代白马寺的一小部分。据说唐代的白马寺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僧众三千多。佛寺在每天日落时要关山门，那时由于寺院太大，僧舍距山门过于遥远，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跑马关山门”的说法。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经过武则天的大事营建和薛怀义的大力经营，此时的白马寺不啻已成为一座具有一定军事抵御能力的城池，据说回纥兵是在拽倒了山门后才攻入寺中大肆劫掠的。史书记录了当时的情境：“死伤者以万计，累旬火焰不熄。”唐代白马寺经过这场劫难流传至今的，只有清凉台西的这几个石柱础了。
五代以降，历宋元而至明初，又有多位帝王下诏重修白马寺，但由于洛阳地区已不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都无法恢复白马寺鼎盛时的规模与气象。
公元1555年，又发生了一次对白马寺重要的修整。这次修整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不过是个叫黄锦的司礼监太监光耀乡梓的个人行为。可这次修整奠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白马寺的基本规模和格局。
进入山门缘中轴线北行，依次呈现面前的是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卢阁。佛门清静，造像庄严，当人们对佛像进行顶礼膜拜时，是否听懂了佛陀透过这一组组佛像，向世人讲述的佛教思想呢？
白马驮经，佛法东来；祖庭沧桑，释源千载。白马寺见证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嬗变的历程。佛教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在中国历史近两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文明也以自己深厚而博大的文化滋养了佛教，不但使之大昌于东方震旦之国，而且把佛陀的思想和智慧传遍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