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为督抚之道，思过半矣。
他将“剖析”列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骤。实际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提出“庖丁解牛”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语典故等方法。概括说来，是说条分缕析，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轻重、难易、缓急。
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这段记载非常珍贵，也是曾国藩的工作方法和提高效率的最佳指导思路。而要点仍是有条理。
第四是少大言。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他说这是文人习气，或者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须遵守，后来命名为“劝诫浅语”。在劝诫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类四条中，第三条为“禁大言以务实”，内容是：
以诸葛亮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仲淹、韩琦之经纶，不能制服一隅之西夏。因此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他在回复方子白的信中说：“古代以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询事就是考察人才对事情的看法和解决方案。考言就是考察人才的语言能力、逻辑性，有无条理。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就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而对品行的考察更为重要：
大抵观人之道，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他说：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累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员不乏算细人员，宜用来信之说。邵位西之意，亦与两君相同。而鄙说要不可尽废，祈参用之。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大体在一倍以上；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