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般标准有四(2)

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湘军招募的原则也非常奇特,城里的市井油滑之人一个也不招,招募的都是山里的农夫。原来的绿营兵、八旗兵他也不招,他担心绿营习气或八旗习气侵染到整个队伍,怕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怕湘军得传染病。面试时,一看招来的人是农夫,不善语言,很木讷,甚至还有些呆,曾国藩就会表示满意。而油腔滑调、多言善变的人,曾国藩通常是不要的。他不要官气,常说宁肯乡气重一点,不要官气重一点。乡气重一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种骨气,说话虽然不能自圆其说,顾头不顾尾,但是很有干劲,这种人他愿意用。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咸丰九年六月,曾国藩给郭嵩焘讲了这样一则笑话:

说是过去有一个大盗专以盗富家人的棺木为业,有一天他找来工具,好不容易挖开了棺木。这时,从棺椁中忽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对盗贼说:“我是伯夷呀,你有什么事要讨教吗?”盗贼吓得要死,立即跑得远远的。过了几天,他又换一个山丘开挖,刚打开墓门时,看见以前从棺木中坐起的那个人尾随而至,对盗墓人说:“这是我的弟弟叔齐的冢墓啊!”盗贼也立即跑了。曾国藩随后发挥说:“我们现在将巨饷、香饵放到深冷的水中,正好比向伯夷、叔齐的坟冢索要珠宝、玉匣一样啊!”曾国藩说:“这则笑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伯夷、叔齐本来是清正之人,盗墓贼找错了人;另一种解释是盗墓贼只认金银财宝,对伯夷这样的人才望而生畏。它告诉我们,必须推诚扬善,不能口里到处喊缺人才,见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视而不见。”

第三是多条理。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咸丰九年十月,他对李榕说:

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修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这里的“守约”,就是有条理。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两江总督,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兼有兵权和财权、人事权。当月二十八日午刻,曾国藩从官文的咨文中,得悉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本营员弁纷纷前来道喜。午饭后,他当即与李元度等人讨论“时事应如何下手”。随后多日,他不厌其烦地与幕僚等讨论,又与胡林翼等通信,商酌大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调研,特别是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后,曾国藩总结出当前应着力做的十个方面的事情。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形成了做封疆大吏的主要点,把“治事”分为四类:兵事、饷事、吏事、文事,而把“治之之道”归结为三端:剖析、简要、综核。他具体解释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