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般标准有四(1)

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而专取平实。他任两江总督后,掌握三省(实际是四省)的人事大权,而人事又关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较长时间,通过比较和探索,找出一条特有的“曾氏”用人法。最初,他把主持理财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概括为四项。

咸丰十年的一天,下面报来一份材料,说湘乡人文辅卿表现很好,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创意。曾国藩批示说:用人就是要用没有官气而有条理的人。如果他照这两句话去做,将来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如果有像文辅卿这样的人才,希望你们多推荐几个就更好了。

咸丰十年七月,他给在江西主持理财的李桓和李瀚章写信,谈及四项标准:

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闻见亦不甚广。即于湖南绅士,亦不似润帅(胡林翼)之博采广询,左右逢源。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或函商意诚(郭昆焘,当时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务),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借用一二人,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亦可仿湖北之例,楚材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不宜过示偏重,使豫章(江西)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务求及时罗致,鄙人亦当帮同采访。

这里提出的四条还仅限于理财人员,后来将它发展到适用于文职官员,并向各处推广。他仍然给二李写信说:

前寄一函,道及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日来以此广告各处,求荐才以辅我不逮,尚无应者。两君物色得人否?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请两君仿此格式,各荐两三人。

这里提到的“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前者取其没有圆滑习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后者取士人的自尊心强,不至于做出出格之事,尤其是廉洁,对每天与钱财打交道的人,更为重要。后来,他还特别提出:

道府大员少用为好,如厘卡用秀才,营务用末弁,也有好处,盖职卑则感激易生,新近则习气尚浅,故号令易行,江西厘卡多用官员,少用寒士,远不如两湖之旺,就是明证。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至少从三国时期,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有操守”。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是没有官气。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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