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焙烧后的瓷胎上描绘图案，然后罩透明釉，所以釉下彩装饰的优点是耐久，且适于广泛的品味和市场。技艺精湛的画工根据需求画出生动的图案，包括装饰性花卉、植物、龙、鸳鸯、鱼，或出自流行戏剧的人物场景。含有伊斯兰文字或藏传佛教母题图案的瓷器为相应市场和买家大量生产。一般而言，青花瓷器型——多为较大的罐、瓶、碗、盘——不如宋代单色瓷器型精致坚硬，因为器型已非关键因素，瓷器的效果现主要由绘画装饰传达。品味、时代和观众的差别总是具有重要影响，一些15世纪明代宫廷瓷器便包含器型雅致的单色瓷。
河北保定出土的一件14世纪早期瓷罐（图8-23）显示了元代釉下彩的初期发展。其装饰整合了钴蓝和铜红釉下图案，器身腹部双勾菱形开光内嵌有镂雕纹饰，其中花朵用铜红釉。器肩饰青花如意云头纹，以及花卉纹样、卷草纹等多种图案竞相辉映，在元代很普遍，与宋代瓷器中纹饰、器型和谐统一的趋势形成对照。一些出口到近东、保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Topkapi Saray）的元代青花瓷，其纹饰更为繁密，表明伊斯兰趣味和纺织品的影响。后来，带有阿拉伯文字图案的16世纪早期青花瓷既供外销，也供明代宫廷中的回族宦官使用。元至明代，釉下蓝瓷器也成为绘画图案的流行载体，宋代磁州窑黑（铁锈）彩瓷枕为这种绘画布景提供了先例。描绘元代戏剧情节的青花罐因其记录了元代戏剧表演类型和文学的重要性及画面表现的生动性而值得关注。
15世纪上半叶景德镇为明代宫廷生产的御用瓷器运用了最精美细致的技术和装饰，较之元代，纹饰和器型更为协调。永乐年间温润光泽的白釉、红釉“僧帽壶”因壶盖、壶嘴的侧面造型似西藏僧人的帽子而得名，体现了永乐皇帝对西藏事物的兴趣。一幅18世纪清代宫廷绘画（图9-1，右上）描绘了博古架上陈列的皇家珍宝中的一件红釉僧帽壶。其优雅、简洁的器型和单一釉色令人想起宋代的品味，但成功烧制极难掌控的铜红釉是15世纪早期明代的成就。同一时期的釉下青花瓷包括引人注目的龙纹瓶（图8-24），留白处刻龙纹，与动感的青花波浪纹背景构成反差。五爪龙纹图案只限于皇家使用，但三爪或四爪龙纹也较常见。
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五彩瓷已达到较高水准。画工在釉下蓝色轮廓线内填绘绿、黄、紫、红色釉上彩，在技法上称为“斗彩”，常用于较小的碗、罐上，部分原因是使用这种复杂的技术制造瓷器成本较高。成化皇帝（朱见深）宠爱的万贵妃可能左右了这些精致奢华器物的品味，是贵族妇女影响艺术生产的又一事例。鲤鱼水莲纹五彩盖罐（图8-25），制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显示了品味上的强烈反差。此罐也运用了釉下蓝和釉上彩装饰，但艳丽的红、蓝、绿、黄、金色更为醒目，而无蓝线“斗彩”技法的精巧。瓷罐胎体厚重，鲤鱼或金鱼题材表示通俗的意愿，既指养鱼的爱好，也有企盼富贵的象征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