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佛法的历史叙述通常构建为分阶段的周期。一般认为，最初阶段是传入、草创时期。站在中国中心论立场上看，此时的佛法是新兴的外来文化现象，尚未在中国文化中广泛传播。这或许符合某些事实，但忽略了我们称为佛教（Buddhism，19世纪欧洲用词）这一复杂现象的早期历史和其高度发展的特质。约公元3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佛教本身绝非萌芽状态。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通常300-600年间，一般被视为佛法的发展融合时期。至589年隋朝统一，信众总数及佛教团体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急剧增长。这一时期，许多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发展起来。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明，佛教也在成长变化之中。中国的佛教进展时常与其他地区并驰，有时深受影响，所以其叙述不是自足的，而与更广的泛亚洲区域联系在一起。
用以解释佛教文化在中国广泛传布的范式也需斟酌。松散地谈“影响”或“冲击”回避了具体问题，我们必须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探究事物的发生方式。佛教传播涉及几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实践机制，“士绅佛教”（Elite Buddhism）的传播通过“输入”［importation，借用那体慧（Jan Nattier）⑨的用词］，例如，如果赞助者愿意，他们可以资助西域高僧翻译佛经。另一方面是通过“输出”传播的“布道佛教”（Evangelical Buddhism）。佛教徒，无论僧侣还是居士，积极向社会传布佛教教义，扩增信众，许多来自西域绿洲或克什米尔［罽（jì）宾］的僧人也在努力传教。最后，“族群佛教”（Ethnic Buddhism）指作为外来群体的佛教信众进入更广大的社会，他们的信仰和修行移入新的环境，汉代最初的佛教团体即由旅居的外国人组建。六朝时期，上述每种机制都有迹可寻，在文献和实物遗存中留下印记。
北魏供养人
拓跋政权以多种方式扶持佛教，这种资助无疑具有复杂的动机，包括虔心向佛及其他因素。皇帝、嫔妃（图5-17）及皇室成员向寺院捐赠财物，朝臣也是僧尼及佛教造像的供养人。在北魏第二座都城洛阳，许多王府在宅主去世后转变为寺院和尼姑庵。朝廷资助了重要工程，如第一座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城外的云冈石窟。事实上，此前也经历了猛烈的灭佛事件，｛16｝因而这些资助常被视为对过去错误的弥补，负担这些大型寺窟的开支或许是为了抵偿约444-452年间灭佛行为带来的恶报。北魏政权也试图控制僧尼，太武法难之后，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被任命为“沙门统”，属于朝廷官吏。此外，指派部分民户向寺院提供奉养的制度保证了僧人的经济来源。一些学者用“国家佛教”一词来概括北魏佛教社会的诸多方面。
在砂岩上开凿的云冈石窟始自约460年，是当时空前的宏大佛教工程，动用了国家资源和威望以保证其实施，历经千年消磨仍很壮观。西端的五个大型洞窟可能分两个阶段完成，第18、19、20窟先开工，靠东的第16、17窟则滞后。中国学者对石窟年代的探讨引发了关于造像象征意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五个洞窟分别献给五位拓跋先帝，与一塔内基于同样目的而设的五尊鎏铜佛像相对应。约翰·亨廷顿（John Huntington）将其解释为“佛国”（Buddha field），含有以第18窟立佛、即《华严经》主佛卢舍那佛（Vairocana Buddha）为中心的五佛。｛17｝但考虑到这些洞窟的年代，昙曜及其助手在兴建之初似乎更可能无此规划。第16、19窟直到5世纪末才真正完工，约在此时都城迁至洛阳。对两座大佛的判定是可靠的，第17窟身着菩萨服饰的交脚佛肯定是弥勒佛，而弟子列于两侧、衣褶间雕刻着无数小佛的立佛必为现在佛释迦牟尼（图5-10）。这些小佛或者表示神奇事件［如释迦牟尼在舍卫城（Sravasti）现化身相至无量无边］，或者表示胜义佛（transcendent Buddha），如代表“法身”（dharmakaya）的毗卢遮那佛，而非释迦牟尼。佛有多重佛身｛18｝是这一时期大乘佛教信仰和哲学的要义，此立佛可以体现这种理念。当最初的三座造像加上后来的两座，起初东端的造像（第18窟）便成为中心，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因此而重修以适应新的中央位置。遗憾的是对于亨廷顿的论点，其他佛像的特征（姿态、表情等）并不明确，因而不支持“佛国”的解释。
第20窟的露天坐佛（图5-11）已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广为人知的里程碑。原来的外墙倒塌后，此雄伟造像暴露于外。西侧的立佛可能因墙倒而毁，故而现仅存一座侧佛。尽管如此，该窟似乎表现了三劫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冥思状的坐佛（13。7米）和侧立侍佛（9米）间的比例相差悬殊，这种等级秩序出现于此后多数造像组合中。两佛身着所谓的“西方服饰”，常见于丝绸之路沿线凉州的佛像中。因为北魏将敦煌地区的大批民众迁至位于大同的都城，所以此地的造像依照西方式样并不为奇。除了手部和下肢的砂岩侵蚀严重，主佛保存完好，面部丰满光滑，眼线修长，鼻梁折转分明，耳垂硕大，嘴唇饱满，略含笑意。造像肩部宽阔，从侧面看，兀然突现于后壁，此巨大的雕像主导了原洞窟的内部空间。
昙曜主持开凿的云冈五窟必定在拓跋都城及疆域内产生很大反响，有人或许将此称作“涟漪效应”。各地造像竞相效法这些宏大的范本，但尺度大大缩小。这些复制具有纪念性质，相仿的佛像置于都城及各地的寺庙中，依此题材和风格而制的佛像礼品被朝廷远赠海外。此类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何存在大量昙曜石窟开凿时期制作的、与巨佛相像的坐佛和立佛，其中最大、最精美的是一尊立佛（图5-12），现藏于纽约。其优雅、安详的仪态沿循上述佛像（图5-8、5-10、5-11）的理路，源自热瓦克和炳灵寺体现出的北印度式样，并再现了第20窟大佛的许多细节。除了圣光，该造像保存完好，表面鎏铜。如上文谈到的，此类佛像为纪念五位拓跋统治者而制。包括法显（约400年）和宋云（约516-523年）｛19｝在内的中国僧人见到了西域，尤其罽宾（Jibin，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和北印度的着名造像，像这样的立佛可能仿效了西方的重要造像，甚或释迦牟尼在世时的两造像之一，所谓的乌仗那佛像（Udyana Budd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