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覆亡后的数个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在多方面历经变革，在动荡的时局中不断尝试建立持续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后世史学家用了很多语汇来描述这些努力。汉亡（公元220年）后的“三国”时期，魏、吴、蜀三分天下，分别控制北方、长江下游、四川盆地。在后世的戏剧、小说中，这是一个军事枭雄辈出的时代，如诸葛亮和曹操。西晋（公元265-316年）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至4世纪第二个十年都城洛阳沦陷后，渡江南迁，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地区）重立晋室。此后，基于江南的政权被称为“六朝”，包括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后四者也称作“南朝”）。316年失去北方可被视为重大事件，南迁的士族在长江下游地区重建家园，北方汉族居民大量进入长江流域，促进了这些汉代边缘区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和大量未开垦的土地，江南成为后世中国的农业中心。589年隋朝统一后，江南的宫廷贵族和地主在文化体制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北方，316年后生活在汉朝边地的部族建立的一系列短暂政权先后占据长安和洛阳。史学家称其为“胡”：他们不说汉语，起初过着与汉人迥异的游牧生活。这些部族源于匈奴、拓跋（Tabgatch）、鲜卑（后世蒙古人的祖先）、羌（后世藏人的祖先），①先后建立起“五胡十六国”。到440年左右，拓跋魏（北魏）政权统一北方，迁都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平城，北击柔然，并与中亚、西亚强国建立起联系。494年左右，迁都洛阳，但数十年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取代，直至581年一名北周将军篡位，改国号为隋。此后隋军统一南北，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见第六章）。
如果本章的讨论中有哪种文化进展可以首当其冲，当然要数佛教团体在中国的扩大和兴盛，既植根于社会，又有较高的智识。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晋室南迁之后，士绅中的佛教信徒大增，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②将此社会变化称为“佛教征服”。东晋偏安于建康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佛教社团逐步成熟，道安③、慧远④等重要佛教人物传经布道，王室对高僧和寺庙的资助变得常见。河西走廊（凉州）佛教信徒众多，当佛教势力扩展至北方，北魏朝廷也成为主要资助者。此外，北方诸国可经陆路通往佛教中心区［印度、尼泊尔的恒河流域（Ganges Valley）部分地区］及传播佛教的中亚诸国。在南方，士大夫多崇尚佛教，朝廷的资助也促进了佛教的兴盛。
东汉时期佛法（dharma）传至中土，西域的信徒来到汉朝已有几代光景，公元1-2世纪建立起僧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来华外国人的信仰和哲学，对于朝廷和上层社会还处于边缘。佛经的汉译最初发生在汉代，仍留存于“三藏”（梵语称三藏，汉语称大藏经）中，三藏包含经藏、律藏、论藏，即佛教教义、僧侣戒律、对经义的解释和论议。汉译佛教典籍经世累积，已超过2500部数万卷。佛经汉译远非“翻译”一词那么简单，当时无人通晓早期佛经使用的印度语言（基于古梵语）及来华僧侣所讲的中亚语言，因而其过程是语言间近似的转译。更重要的是，一些印度或佛教思想中的概念在汉语中并没有明晰的对应物，而是借用已存的汉语语汇来表达，于是“法”（法则、方式、方法）成为梵语“dharma”的汉译用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