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导言(4)

四、纪 年

本书起自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如何记录和理解如此长的时限并非早已被专家们解决了的简单问题。中国现代考古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拓展我们对早期的知识,经常更正文化现象的时间。这里沿用几处惯常的,但经过验证的时期划分。

历史和史前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没有“史前”(prehistory)概念。故事中描绘了人类历史最久远的阶段(现在认为是神话)。例如,司马迁的《史记》(约公元前100年)重述了自有人类以来的世事变迁。所有重要史实根植于当时可得的文献:从伏羲、女娲造人(见图 4-21)到重大发明,如神农氏教民稼穑、仓颉造字。另一方面,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努力通过文献考据审视历史,认为最早有据可考的年份是西周时代的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前,任何古今纪年都依征引的材料和面对的问题而定。周代的建立作为争论最多的关键早期纪年一直困扰着学者,现今则利用碳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日食月食记录等方法解决问题。

自19、20世纪之交甲骨文发现,获得了研究大概始于武丁(约公元前1300或1200年)的晚商时期的原始史料。因为有原始记载,本书中我们将武丁之后的时代视为“历史”(historical)。一些零散材料中记述的晚商之前的数百年被视为“前历史”(protohistory),虽然其部分信息可能事实上反映了过去,但不能被那个时代真实的史料所确证。“前历史”和“史前”之间的界限划分更为主观。这里我们主张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末作为可行的近似值,中国考古的进展可能会对此做出修正。因而,传统史书中三代之首,夏的建立,标志着本书中“前历史”和“史前”的分野。

中华帝国

严格地说,帝国时代起自公元前221年秦军灭六国(见第4章),止于1911年清王朝终结(见第10章)。尽管以往几代学者存在偏见,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此期间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元前221年和1911年的划分也绝非截然割断。秦朝政权的核心元素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就形成了,帝国的其他要素在汉代或更晚才完善。同样,末代皇帝的退位并未在一夜间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沿承了根深蒂固的风俗和习惯。

本书章节多数(但并非所有)依照主要朝代划分。无论是否遵循历史学家的断代,我们深信,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现象不能有效地按后面的政治年表区分。涵盖帝国时代的7章既考虑到方便适用,也基于我们的主题——艺术与文化,做了更合理的断代。第4章至第7章按完整朝代组织材料大抵是惯常的方式,第8章至第10章打破朝代界限安排话题则不然。每章都会阐释这样做的理由。

王 朝

元代以前,朝代名称来源于地域旧称、古国或开国帝王的采邑。西汉的建立者刘邦曾被封为汉王;唐代开国君主李渊曾世袭唐国公。皇室的姓氏很少用于王朝名称,有一个特例是“曹魏”,用以区分曹操的魏国(公元220-265年)和拓跋氏的北魏(公元386-535年)。继而一些朝代被标为前或后、东或西,以示区别。西周因其都城位于西面(临近现在的西安)而得名,东周则东迁至洛阳。最后三个朝代采用了新的命名方式——选用吉语(元,“初始”;明,“光亮”;清,“纯净”)。在古代,中国人用当时朝代的名称作为国家的名称,“汉人”、“唐人”作为中国人的称谓被后世沿用。

年 代

有史时期的王朝更迭一般以当时君主在位期间的年份来纪年。晚商甲骨和青铜铭文中提到某个“祭祀周期”①的某年,被认为相当于一年。同样,帝国时代晚期的文献和绘画均题写日期,如“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见图 9-33)。从西汉到元朝,年号由朝廷颁定,随境况而变更。事件被记录为某年号的某年。然而明清两代,每个皇帝只采用一个年号② (乾隆是年号,而不是皇帝的名字)。有些历史学家喜欢称皇帝的姓名(因而宋徽宗被称为赵佶),但更多情况下,皇帝被称以庙号(如唐太宗),或谥号(如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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