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问题感。教材和论文的不同之一是教材往往抹消了论文中呈现的复杂性和问题感，而只讲述相对确定的知识。好的教材不仅呈示知识，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知识的生成和对知识的评判。本书字里行间渗透了清醒的问题意识，也提示读者：中国艺术史会随新材料的发现和观念的转变而不断被改写。
将漫长而丰富的中国艺术与文化史浓缩于有限的篇幅中殊为不易，作者多以点带面，点到即止。如果读者要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可以书中的讨论为契机，查看书后提供的延伸阅读书目。
再谈译。
翻译一部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教材，其中隐含一个“翻译-再翻译”的过程。除了借助已有的英译汉语文献，作者将铭文、款识等材料及其反映的观念进行翻译和转换，介绍给西方读者；而今再译回中文，以飨中国读者。这里既有作者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理解，也有译者对作者以及中国艺术史的理解。从中能够看到中西方文化和不同个体对同一阐述对象的认识，犹如一个事物在多个镜子中生成映像，又如一道信息的光束经过棱镜的折射而分解成光谱。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发现东西方文化和理念的差异；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差异，能从更多角度、更透彻地体悟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发现某些因为“身在此山中”而被遮蔽或忽视的问题。我们总是通过镜子或他人了解自己。
翻译自然涉及语言能力（英文和中文）和专业素养，语言方面无须多谈，翻译本书的难度和工作量更多体现在专业方面。翻译中国历史着作和西方历史着作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国史的语汇在本土文化中原有特定的对应，而西史的语汇在中国文化中原无特定的对应。因此，本书的翻译，要将名词术语译回汉语中的特定称谓，将引文译回原始文献，否则就会出现错误，或者译文读起来“不地道”。如，书中用“Storm Society”指“决澜社”，如果不知史实，仅由字面译为“暴风社”，就会贻笑大方。于是，翻译中要进行大量核查，勘正事实和称谓。可以说，笔者对书中几乎每个知识点都做了查证。需要补充说明之处，给出译注。通过查证，也发现了原文中的一些史实和引文错误，在翻译时直接更正，或在译注中予以解释。此外，凡重要术语、外国人名等，附原文，以资参照；为方便初学者，生僻字加注拼音。
判断译文优劣的首要标准是译文能否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而这取决于译者是否真正读懂原文，所以，翻译的关键环节在于“读”。换言之，翻译不是一个被动的、不需要太多思考、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读取、探究和把握文意、再转化为另一种表达形式的过程。在读取方面，笔者的深切体会是要“穿透”语言：既需借助语言去理解，又要排除语言可能带来的干扰，直指文字背后的意义，这有些“超乎象外，得其环中”的味道。遇到语义模糊或难以读懂的地方，笔者更多从专业的角度，而非语言的角度，去揣度其意涵。在表达方面，笔者尽量避免生涩的翻译感，采用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述方式。由于译者的理解和传达，翻译过程参与了意义的再次生成。
本书的翻译得到很多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不一一列举。尤其感谢的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吴兴元先生信任地委托笔者翻译此书，并对笔者的拖沓予以最大程度的忍耐和宽容；责任编辑马春华小姐对照原文，仔细审校了译稿；中央美院的郑岩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序言，并悉心阅读译文，指出其中的疏误。
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曾有名作《态度决定一切》。唯令笔者坦然的是，笔者对待学术和翻译的态度是认真的，没有将任何浮躁之气带入译文；而让笔者不安的是，由于本书涉猎内容非常庞杂，加之笔者才学疏浅，远不能处处熟悉，难免有疏漏和不足。对于译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笔者承担全部责任，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张欣
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