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来说，建筑师心里并不以民主为念。他们崇拜那些由君王、将军所建造的城市。我想应该有不少人羡慕重新规划巴黎的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他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普鲁士人，但他在19世纪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成为塞纳河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巴黎市长。奥斯曼讨厌窄小蜿蜒的街道（他说这太容易让革命乱党有窝藏之处），偏爱宽广的大道和公园（如有必要的话，比较容易射杀革命分子），于是他就夷平了城里的巷弄，迁移居民，好让他按自己的意思重建。我们今天觉得巴黎的大道非常漂亮，但我们或许忘了它们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建筑师通常希望大众离整件事越远越好。建筑师及其他相关人士会说，大众的参与会让设计变得索然无味，视野俗不可耐、混乱不堪。我的经验不是这样的。真的，我发现整个过程越是透明，最后出来的结果越有创意。我唯一一次碰到麻烦，就是在柏林和一小撮阴谋集团或说某个人（譬如施蒂曼先生）处处掣肘。
常有人说，经过委员会的决策是不会有什么创造力的，但是建筑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艺术。idiot（白痴）这个字的希腊词根有很多意思，其中一个指的是“离群索居的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傻子说的故事，说得慷慨激昂，却毫无意义”①，是个还未解开的神秘。建筑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为人而存在。合作的真义在于倾听别人，从别人身上学习，让他们从你身上学习。没有人能自己一个人兴建一个大项目。
丹佛美术馆的馆长刘易斯·夏普和多伦多皇家博物馆的馆长威廉·索瑟尔，各自将其掌管的机构改头换面一番，而且成果斐然。虽然有很多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是在有力的赞助者、有钱的社会精英的督促下建起来，夏普和索瑟尔深知，一座博物馆要真的在城市里落地生根，大众的投入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建筑师应该站到公众面前侃侃而谈，也让公众来回应。如果大众想要欢呼，那敢情好；如果他们想要嘘你，也只好让他们嘘；但不管怎么样，大众应该要参与决定。在丹佛和多伦多这两个城市，都有很多民众来听建筑师的提案。
每个人都提出问题。刘易斯·夏普问道：“什么是21世纪的博物馆？李布斯金的建筑对我们来说行得通吗？在丹佛行得通吗？”威廉·索瑟尔则想知道：“你真的喜欢这个设计吗？多伦多会不会吃不消？我们的城市已经准备好了吗？”他们两个人都表现出对大众的信任，相信大众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
生命关乎冒险。前不久我做了一场演讲，结束之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首席执行官上来对我说：“高盛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这家公司冒极大的风险，风险大到任何时刻都可能会毁了我们。”后来他对一群人讲到高盛的指导原则：自满走向灭亡。这个想法满有趣的，我也同意。
我一直对美国独立革命很感兴趣：人民起而推翻暴政。是什么勇气能让人起而反抗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在世界史上被认为打不败的帝国！创建这个国家的人都敢于冒险，而民主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个必须不断参与的实验，成败关键靠的是个体。
美国这个国家让我最赞佩的就是她随时准备尝试，随时准备改变。美国人意识到世事难料，也对这种未知充满兴趣，视个人为至高无上。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件进行中的作品。这正是美国人实事求是、心思巧妙的地方。
建筑需要更多敢于探索、甘冒风险、打破规则的人。
大多数人以为冒险的人行事夸张，爱说大话，但我所知道最会冒险的人也是我所见过举止最温和的人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纳赫曼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最地道、最可爱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是我认识唯一一个认真去学世界语的人。这种语言是波兰犹太人札门霍夫（L. L. Zamenhof）医生在19世纪发明的，他相信如果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世界就会统一。
我的父亲被关在劳改营的时候，一个寒冷的早上，他站在队伍中，被叫了出来。“纳赫曼·李布斯金，站出来。”父亲倒抽一口气，站出来迎向他的命运。
“这是你亲手写的吗？”军官瞪眼看着他，手里拿着一张囚犯的表格，是父亲被关进劳改营时填写的。
我的父亲说：“是的。”
“跟我来。”这名军官说，然后把他带到办公室，告诉他被选出来管理一半的囚犯，共有400名；另一个波兰犹太人负责管理另外400名囚犯。之所以挑选我父亲，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很漂亮。他曾经自学书法，写出来的字简直跟机器印的一样。可见狱方要从犯人之中选出队长时，认为字迹可作为评选标准。
虽然这次“提拔”让他有了权力，却也很危险。夹在400个饿肚子的囚犯和严厉的苏联看守中间，可不容易。我的父亲心知他能不能活下来的关键，就看能不能像写字一样，精确地周旋在囚犯和看守之间。他也要保护难友，当他们求他让他们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没办法拒绝。他写假报告，然后让他们躺在床上。他拿自己的位子、甚至生命在开玩笑，因为他说他也是其中一分子，如果互换位置，他也会希望别人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