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营里有个人，我的父亲总会保护。那人在波兰的时候是个职业窃贼（营中军官问他职业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是“小偷”）。这人在劳改营中发挥所长，父亲把他说得好像是劳改营里的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一个吃不饱、精于脱逃艺术的专家。他因为一直犯些小错被逮，单独囚禁，但是到了晚上总能逃出来。这个人很会偷东西；他从看守的福利社偷了珍贵的面包、砂糖和盐。他块头很大，配给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吃，所以父亲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会给他多添点汤。
德军入侵俄国后，这个劳改营就关闭了。他们离开时，因为父亲人很好，还收到许多礼物。有个人给了他一件最珍贵的礼物—— 一双备用鞋，后来他把这双鞋给了贝斯特曼先生。
我们在以色列时，曾去耶路撒冷朝圣。回到特拉维夫的公寓时，发现屋子空空如也，家当被偷得一干二净。就这样家徒四壁地过了一个星期，门铃响起，有个大块头的家伙手里抱着我们的收音机。我的父亲张开双臂拥抱他。这人就是劳改营里面的那个小偷！
他从伏尔加河的劳改营获释后，想办法到了圣地，参加了独立战争。战后他重操旧业，在特拉维夫又成了偷儿头，底下有名小偷给他一批赃物要销——就是我们的家当。当他得知这批赃物是从我们家偷来的，这个前劳改营小偷就把东西全还给我们，还跟我的父亲一起喝茶话当年。对他的义举，我的母亲并不领情，从此没让他再踏进家门一步。“人情再大，大不过法律。”她这么说。
“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的。”我的母亲曾用意第绪语这么说。我不确定她完全相信这句话，但那是她的信念。
晚年，她的淋巴肉瘤蔓延、失控，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背地写下自己一生的故事。她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天，父亲闻到烧纸的味道，他冲进厨房，发现母亲边哭边煽火，窗边放了一只铁桶，几百页的手稿在里头几成灰烬。他想办法救了几页，我们把她安葬之后，印成一本纪念册。她为何要把它烧掉？是到了最后，她觉得这记忆太过痛苦吗？还是里头有什么秘密，会伤害到别人？我的父亲很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母亲却把大部分的过去藏了起来，似乎只对当下有兴趣。或许她在写下往事的时候，又把过去的心魔召回来，唯有把写下的东西毁掉，才能驱魔。我心里糅杂着好奇与惧怕，还是想知道她到底烧掉了什么。我跟父亲在这方面比较像，相信只有了解自己走过的路，才能往前看；只有知道谁在我们之前来过，才能知道自己是谁。
坐飞机的时候有个关键时刻，一个“系好安全带”的时刻。这时候往窗外望去，只能看到一片灰色，处于地面的光与云端的光之间的分隔地带，很难说是离光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这个时刻最让人害怕。2004年7月，我在写这本书时，决定勇敢面对波兰的灰暗，47年来第一次回去。
是什么因素让我回去？老实说，我不确定。但我记得我盯着一封从华沙的沙切塔美术馆（Zacheta）寄来的信，邀我去办展览。或许是我看到用母语拼的这个词，促成我回去的决定吧。某天晚上，我和尼娜、老大列夫降落在华沙，我事先几乎没做什么计划，第二天一大早就坐车去罗兹。
罗兹仍然是波兰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从华沙没有高速公路直达，必须沿着乡下小路开，沿途偶尔会看到圣坛，有些是献给耶稣，有些是用来纪念死于车祸的人。
我童年住过的大城市现在如何呢？整个比例感都不对了。我感觉自己好像穿了一双已经不合脚的鞋。记忆中高大的建筑都缩了水。我小时候看到的大街，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如今看起来却是安静而空荡。
我们停在大饭店（Grand Hotel）前面。我10岁时进去过，看看当时城里头最豪华的地方是什么模样，还在那里弹过手风琴。现在这栋建筑已经荒废了。触目所及，鼻中所闻，都唤起陈年记忆；每一道门、建筑正面和角落，都让人感觉拉开了一只满是灰尘、有几十年没打开的抽屉。
我们和我姐姐的童年伙伴格尔策柯芙卡（Danuta Grzesikowska）见面。我父亲和姐姐在20世纪90年代曾和她见过面。我们一起去了我父母工作的地方，还有姐姐和我读过的学校。这个圈子是多么小啊。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无边无际，现在却觉得所有的东西绕来绕去，不过在五条街的范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