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我母亲多拉的故事：在1960年，母亲每周赚35块美元，在又热又不通风的毛衣加工厂染毛料。这工厂靠着剥削有技术但穷困的移民工人（主要是女性）赚钱。这些人不会说英语，而且别人认为他们年纪太大，没什么学习能力。那些要接触化学药剂的工人没有防护设备，盥洗室臭不可闻，又没肥皂和毛巾；若是下班后想清洗，还得自己从家里带清洁用品。这情形实在难以忍受。母亲跟别人一样需要这份工作，但她有一次真的以罢工相要挟，向老板和工会抗议。最后工人赢了：毛衣加工厂老板改善了盥洗室的设备。
有一天，多拉跟毛衣加工厂的经理搭同一部电梯：“李布斯金太太，你为何不向上司打招呼呢？”经理不耐烦地问道。
母亲转身面向他，说道：“因为他也没跟我打招呼，而且他对工人很坏。”
就像当年劳改营的牢头完全可以杀了她一样，这名经理也可以炒她的鱿鱼，但他退却了。
我是因为父母的缘故，还有那些喊得或许没有我母亲那么大声、但心志一样坚强的人，才挺身捍卫自由塔的象征意义。不管我到哪里，都会遇到像他们一样的人。“你怎么样啊？”他们问道。“别放弃哦，我们靠你了。”
城市是由人类的梦想建立起来的。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一点。
过去一年多来，城里的公寓在装修，尼娜、雷切尔和我住在曼哈顿的一家酒店式公寓。门房叫米格尔·阿布雷乌（Miguel Abreu），是从哥伦比亚来的。他的消息都是来自从来没喜欢过我或我的作品的《纽约邮报》。然而，打从我们搬进酒店的那一刻起，阿布雷乌就让我知道他在替我打气。虽然他在报上读的都是不利于我的消息，每天早上我经过前台时，他都会对着我叫：“李布斯金先生！保持笑容哪。”
然后负责开门的菲律宾人加纳·戈特兹（Garner Gortez）会插嘴附和：“我希望事情会渐入佳境。”他会这么说：“我太太每一篇报道都会读。”
有好几百个素昧平生的人祝我好运，告诉我他们认识的某某人的父亲、兄弟、妻子或朋友，也死在世贸。虽然大家对纽约人有不少刻板印象，倒是没人对我说过什么恶劣的话。
大多时候，纽约人很实际。这是个赚钱快速、实做实干的城市。但是“9·11”跟纽约人，以及所有美国人经验过的事情都不一样。那天发生的事件造成将近3000人丧生，但是引发的恐惧远远超过于此。两栋大楼倒塌的画面震撼了我们的集体意识。世贸中心体量巨大、底座沉稳、地基深固，我们以为它经得起任何冲击。在“9·11”之后，好像我们所有的哲学、物质基础，都笼罩在袭击的阴影下，也可能崩塌。
纽约人回应的方式是重申越挫越勇的哲学。大众坚持在重建他们的城市时不缺席。第一，有5000多人非常讨厌最早提出的世贸重建设计方案，挺身出来反对，而且热心游说，最后成功促成再次举行设计竞赛。有超过80 000人到冬园排队，来看入围者的设计方案。当设计纪念碑开放提案时，有5200人提交设计，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建筑专业人士。
《纽约时报》在2003年夏末登了一篇文章，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拿14世纪的佛罗伦萨跟21世纪的纽约相提并论。“1366年，圆顶工程小组（Opera del Duomo）的执事请佛罗伦萨市民针对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圆顶进行投票。执事选出的设计是有史以来在没有扶壁的支撑下（一般的大教堂都有扶壁来支撑高耸的墙面与屋顶）最大、最高的圆顶——这项大胆决定需要大众的支持。结果投票通过了，菲利坡·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设计的巨大圆顶才能在半世纪后落成。”
特劳布继续写道：“去年就世贸中心重建方案所展开的辩论，让纽约人实践了古代佛罗伦萨人的想法：都市设计最核心的议题是聆听大众的声音。”
特劳布不禁思忖，这只是一时兴起，还是纽约人这么积极参与此事，因而在这些事情上头找到新的共识。以后纽约人碰到公共空间的问题会退缩呢，还是继续扮演积极的角色，决定在哪里建哪种建筑？特劳布并不确定，但是他感觉到有些很根本的东西已经改变了。“纽约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佛罗伦萨人——我们心里头占据了许多比建筑更短暂的事物——但是我们会记得，世贸中心袭击事件是纽约这个城市对纽约人产生新的意义的时刻。”
詹姆斯·特劳布说得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