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意识(5)

我打电话到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跟一个年轻人回绝担任评审的邀请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我没理他。现在,我也用一串理由回绝卡拉,说明这件事机会渺茫:我们只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可准备;这个项目在纽约建筑界似乎已尘埃落定;我们没有受邀参加设计竞赛;种种原因……

我们赶在期限之内递交了计划书。几个星期后,尼娜和我坐在多伦多机场的一个安静角落,等着已误点的班机,准备飞往纽约,尼娜的手机响起,是卡拉从柏林打来的。“早知道我应该倾囊下注,赌你会参加!”她说道。

我们是进入决选的7个参赛者之一。我心雀跃。狂念落实。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不是回柏林,而是回我真正的家,纽约。

犹太哲学家、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讲过一个故事,我在印度文学里也看过类似的故事。按布伯的讲述,有个穷犹太人晚上做了梦,说他如果离开这个犹太小镇到布拉格,会发现查理桥的桥墩下埋了黄金。所以,这个没钱又真心相信梦境的犹太人拿了铲子就走啊、走啊,最后终于走到查理桥。桥上有卫兵看守,但他没别的选择,就开始挖了。

一个高大的卫兵上前喝叱这个可怜的犹太人。“你以为你在干啥?”他咆哮。

这犹太人回答:“就在这里,就在你站的地方,我梦到有黄金埋在底下。”

这卫兵闻言大笑:“真好笑,我昨晚还梦到,在一个犹太人的小村子,有个犹太人的小屋的火炉底下埋着黄金哩。”这犹太人就回家挖地,果真挖到黄金。

我从这个故事得到的启示是,有时候人得暂时离开家乡,才能看到家乡的宝藏。

7名决选者在10月中旬被请到纽约,听取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和港务局的简报。

此时,纽约人正为了要不要在世贸原址进行重建,吵得不可开交。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圣地,不想看到历史被抹煞、被覆盖。他们的不情愿不难理解,但这个地方不能就这样置之不理。世贸原址在曼哈顿金融区的中心;不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让这个地方重新拥有未来、走出创伤的阴霾,都至为重要。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主席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希望,整个计划在呼应建筑物崩塌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之外,也能回应这个地方产生的哲学和情感问题(他讲话的题目是“‘9·11’到底代表什么?”)。此外,还有急迫的交通运输问题。原本的设计是把世贸中心和邻近区域分隔开来,但到了晚上,这幢庞然大楼就会一片荒凉、了无生气。这如今成为圣地的处所要如何融入城市之中?如何为这个地区注入生气?还有一个低俗的问题要面对:拉里·西尔弗斯坦执意要拿到9.3万平方米的店面及办公室出租空间,以弥补他的损失。

总体规划蓝图会在8周内进行提交、评审。然后,重建的过程可望开始。

福斯特事务所(Foster and Partners)是7位出线的决选者之一。诺曼·福斯特勋爵(Lord Norman Foster)阵容很大,带了一群人来到纽约听取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的简报。他是个温文儒雅的英国技术天才,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几十本速写簿,一有想法,就记在上头。他为德国国会大厦想到一个环保的设计:以植物油当燃料,结果减少了94%二氧化碳的排放。他以钢铝结构设计了伦敦第一座跨越泰晤士河的行人步行桥。刚开始,千禧桥(Millenium Bridge)因为人潮过于拥挤,不停摇晃,有些行人几乎有晕船之感,于是召来工程师改善。福斯特为香港和新加坡建了许多房子,他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Tower)是世界上最符合高科技的建筑物,据说也是最昂贵的。诺曼·福斯特无疑是当今最忙碌的建筑师和最厉害的生意人。他出身英国曼彻斯特的利文舒姆(Levenshulme)的工人阶级家庭,并成功打破阶级藩篱,其过程与其说是英国传奇,不如说更像个成真的美国梦。

好几年前,尼娜和我受邀到他坐落在伦敦的住所参加宴会。他住的地方有个两层楼的图书室,屋顶有直升机停机坪,吃饭的餐桌足足有6米长。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蜿蜒的泰晤士河,福斯特走到我身边。“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你。”

我想不出来会是什么事。

“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他说道。

“但那是个很小的项目呀!”我开口抗议:“只有2500万美元的经费。”

“但那是我的地盘。”福斯特勋爵说道。

他和弗雷德·施瓦茨,啊,根深蒂固的地盘意识啊。

施瓦茨以一个叫THINK的集团为代表,也来凑一脚。这个集团还网罗了拉斐尔·维诺里、坂茂、肯·史密斯(Ken Smith),以及戴维·罗克韦尔(David Rockwell)。维诺里走进简报室的时候,我正好入座。我们两人素未谋面,我也没看到他走进来,但他看到我,就用力往我背上一拍,说:“呦,建筑师先生名气太大,不打招呼喽!”这是山雨欲来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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