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到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跟一个年轻人回绝担任评审的邀请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我没理他。现在，我也用一串理由回绝卡拉，说明这件事机会渺茫：我们只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可准备；这个项目在纽约建筑界似乎已尘埃落定；我们没有受邀参加设计竞赛；种种原因……
我们赶在期限之内递交了计划书。几个星期后，尼娜和我坐在多伦多机场的一个安静角落，等着已误点的班机，准备飞往纽约，尼娜的手机响起，是卡拉从柏林打来的。“早知道我应该倾囊下注，赌你会参加！”她说道。
我们是进入决选的7个参赛者之一。我心雀跃。狂念落实。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不是回柏林，而是回我真正的家，纽约。
犹太哲学家、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讲过一个故事，我在印度文学里也看过类似的故事。按布伯的讲述，有个穷犹太人晚上做了梦，说他如果离开这个犹太小镇到布拉格，会发现查理桥的桥墩下埋了黄金。所以，这个没钱又真心相信梦境的犹太人拿了铲子就走啊、走啊，最后终于走到查理桥。桥上有卫兵看守，但他没别的选择，就开始挖了。
一个高大的卫兵上前喝叱这个可怜的犹太人。“你以为你在干啥？”他咆哮。
这犹太人回答：“就在这里，就在你站的地方，我梦到有黄金埋在底下。”
这卫兵闻言大笑：“真好笑，我昨晚还梦到，在一个犹太人的小村子，有个犹太人的小屋的火炉底下埋着黄金哩。”这犹太人就回家挖地，果真挖到黄金。
我从这个故事得到的启示是，有时候人得暂时离开家乡，才能看到家乡的宝藏。
7名决选者在10月中旬被请到纽约，听取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和港务局的简报。
此时，纽约人正为了要不要在世贸原址进行重建，吵得不可开交。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圣地，不想看到历史被抹煞、被覆盖。他们的不情愿不难理解，但这个地方不能就这样置之不理。世贸原址在曼哈顿金融区的中心；不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让这个地方重新拥有未来、走出创伤的阴霾，都至为重要。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主席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希望，整个计划在呼应建筑物崩塌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之外，也能回应这个地方产生的哲学和情感问题（他讲话的题目是“‘9·11’到底代表什么？”）。此外，还有急迫的交通运输问题。原本的设计是把世贸中心和邻近区域分隔开来，但到了晚上，这幢庞然大楼就会一片荒凉、了无生气。这如今成为圣地的处所要如何融入城市之中？如何为这个地区注入生气？还有一个低俗的问题要面对：拉里·西尔弗斯坦执意要拿到9.3万平方米的店面及办公室出租空间，以弥补他的损失。
总体规划蓝图会在8周内进行提交、评审。然后，重建的过程可望开始。
福斯特事务所（Foster and Partners）是7位出线的决选者之一。诺曼·福斯特勋爵（Lord Norman Foster）阵容很大，带了一群人来到纽约听取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的简报。他是个温文儒雅的英国技术天才，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几十本速写簿，一有想法，就记在上头。他为德国国会大厦想到一个环保的设计：以植物油当燃料，结果减少了94%二氧化碳的排放。他以钢铝结构设计了伦敦第一座跨越泰晤士河的行人步行桥。刚开始，千禧桥（Millenium Bridge）因为人潮过于拥挤，不停摇晃，有些行人几乎有晕船之感，于是召来工程师改善。福斯特为香港和新加坡建了许多房子，他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Tower）是世界上最符合高科技的建筑物，据说也是最昂贵的。诺曼·福斯特无疑是当今最忙碌的建筑师和最厉害的生意人。他出身英国曼彻斯特的利文舒姆（Levenshulme）的工人阶级家庭，并成功打破阶级藩篱，其过程与其说是英国传奇，不如说更像个成真的美国梦。
好几年前，尼娜和我受邀到他坐落在伦敦的住所参加宴会。他住的地方有个两层楼的图书室，屋顶有直升机停机坪，吃饭的餐桌足足有6米长。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蜿蜒的泰晤士河，福斯特走到我身边。“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你。”
我想不出来会是什么事。
“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他说道。
“但那是个很小的项目呀！”我开口抗议：“只有2500万美元的经费。”
“但那是我的地盘。”福斯特勋爵说道。
他和弗雷德·施瓦茨，啊，根深蒂固的地盘意识啊。
施瓦茨以一个叫THINK的集团为代表，也来凑一脚。这个集团还网罗了拉斐尔·维诺里、坂茂、肯·史密斯（Ken Smith），以及戴维·罗克韦尔（David Rockwell）。维诺里走进简报室的时候，我正好入座。我们两人素未谋面，我也没看到他走进来，但他看到我，就用力往我背上一拍，说：“呦，建筑师先生名气太大，不打招呼喽！”这是山雨欲来的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