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意识(4)

“我也是个纽约人……”我安静地说,想要挣脱。看那样子,他好像想揍我;我摆出防备的姿态。

“你以为你能把我们踩在脚下?”他叫道。

“踩你们的人不是我,弗雷德。只是有人要我发表意见,而我与你的看法不同罢了。”

卡拉用她的体重挤到我们之间,让施瓦茨放手,而尼娜想用比较温和的办法。“弗雷德,放轻松点,有话好好讲嘛。”

“我跟你们两个都没什么好说的了。”他吐出这句话,就放了手,消失在人群中。

“我想现在去坐趟平底船会满不错的。你不觉得吗?”我太太开口了。她一只手拉着我的手臂,另一只手抓了一瓶香槟,拉着我走入黑夜。我太太是个天才。

美国人一听我的口音(掺着一点意第绪口音的波兰口音,我想)心里就做出判断,他是个外国人。没错,我算是外国人。就跟许多纽约人一样,我不是生在这个城市,但我的父母一直在找个可以安身的家——从波兰到了苏联,回波兰,又去了以色列——50年代末来到纽约,总算有了个快乐的结局。我们李布斯金一家到以色列绕了一圈,重蹈犹太民族的兴衰。我们是以色列人,来到了安身之地,但也像约瑟一样,离开了以色列。我们真正的安身之地在纽约。

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传统,很像是直接从雷电华电影公司ii的新闻影片撷取的片段,虽然那并不是,而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是最后一波坐船移民美国的人。1959年夏天,母亲、姐姐阿尼娅(Ania)和我坐着“宪法号”(Constitution)驶入纽约港。父亲几个月前就先到了。母亲把我摇醒时,还是一大早,她带我们穿过甲板上的人群,好让我们也能瞻仰自由女神像;壮观的纽约天际线在晨雾中浮现。对有些美国人而言,自由女神像已经是老掉牙的东西,是政治角力的工具,右派人士急于拥抱,左派人士则当它是爱国宣传工具而嗤之以鼻。但对一个移民子弟,“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安身之地就在眼前。而纽约壮丽的天际线,诉说着美国的成功故事。

我的父亲纳赫曼·李布斯金(Nachman Libeskind)比我们早几个月到纽约,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城市。上岸后,他急着带我们去新家。我们走在路上,把每个人都当英雄、神明看待。这些都是美国人!就是这些人为我们播送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在美国出生的朋友很容易把自由欧洲电台贬成宣传废话;他们永远不会了解,那其实是天赐之物。他们播送的新闻是我们所知世界的唯一真理。到纽约的第三天,父亲带我们到无线电城音乐厅当时最大的银幕,看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加里·格兰特(Gary Grant)整个人悬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华盛顿雕像的鼻子上!这可是美国的万神殿: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林肯四位总统。谁在意我们不懂英文?这就是美国梦,而我正在做这个梦。

终于有一个城市,人人都能一样地自在。我还记得自己在路上听到有人以意第绪语自由交谈时,心里有多惊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罗兹,几乎容不下幸免于难的犹太人,意第绪语是不能公开的语言。我常和父亲在罗兹乱逛,感觉到他同时住在两个城市,一个是活人住的城,一个是死人住的城。他在肉眼看不见的阴影之间穿梭,张望着其他幸存者、住在他那被毁掉的世界里的其他人。当他经过某个看来眼熟或是长得像犹太人的人,就会低声叫一声“安霍”(ahmhoo)——希伯来文“我们的人”的意思,是中欧犹太腔。如果两人相认,就会低声用意第绪语交谈,打探某个认识的人怎么样了,或是回忆战前的岁月。

读者或许以为在以色列情形会有所不同,但那里也禁止讲意第绪语。这种语言属于被大家抛到身后的世界,如果我们在特拉维夫的街上不小心脱口而出,总会有人嘘我们:“不要再讲那种令人沮丧的语言了。你们已经不在波兰了。这里是以色列。说够了吧。”

不过,在纽约,想说什么语言,就说什么语言——而且确实如此。

我父亲在皮带加工厂做过一阵,为时很短,不堪回首,后来他在一位犹太教教士开的印刷厂找到一份工作,与后来盖的纽约世贸中心只隔了几条街。他在石街(Stone Street)做照相平版印刷,愉快地工作了20年。他那套工序需要非常耐心,必须有绝佳的手眼协调,现在几乎没人做了。他总是为了条理和精确而斤斤计较。把文字和图片对齐,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连尺都不用:他靠眼、靠手就能调整校样;他心里就有一把尺。

地上有积水,屋子里有老鼠,薪水低,每天还要把纸从仓库搬到印刷厂,但我父亲从不抱怨。他爱美国。我母亲快要去世时,要我父亲答应她,开始画画。“你一直想画,现在时候到了。”他照她的话做了,完成几百张作品,而且好得让他在70多岁开了一次个展。他从不画风景或任何流于感伤的东西,也没有老人作品的调调,不藏拙、抽象,让人心惊,锐利而大胆。我直到他第一次个展开幕,站在画廊里,才发现美国国旗的色彩和自由女神的形象充斥他的艺术之中。

在从威尼斯双年展回柏林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另外有约,根本不可能接受亚历山大·加文的邀请,担任世贸中心的设计竞赛评审。那个星期的行程本来排定要去多伦多跟评审碰面,但我在皇家安大略美术馆的事无法更动。我心情低落,卡拉却很兴奋:“哦,丹尼尔。这其实是个好消息,代表我们能参与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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