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1946年，我生在波兰中部的罗兹（Lodz）；11岁那年，举家搬到以色列；13岁去了纽约。后来，我偕妻带子，在35年里共搬了14次家。我心里有许多个世界，全部被我带进项目里。
有时候，有好几个星期都在画图，打好几百张草图，然后突如其来地，事情就发生了：完美的形式出现了。几年前，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计划扩建，我参加了设计竞赛。难以解释的直觉刹那间在脑海里诞生，构想成形。当时我正在餐厅吃饭，赶紧在餐巾纸上画了几笔。最后，这几张餐巾纸在决选设计图的展览中展示在墙上，旁边是别的参赛者用电脑画的“习作”。和其他人的设计图比起来，我的速写显然很潦草，但今天兴建完成的模样几乎和速写一模一样。这说明了速写传达设计与意图的能力，不下于用科技产品画出来的草图（夫人尼娜——她是我的挚爱、我的灵感来源、我的红粉知己、我的合伙人、我的三个孩子的母亲——说我喜欢在餐巾纸、卫生纸或是手边的任何东西上面涂鸦。我说她讲错了。我最喜欢乐谱纸，因为已经画好线了）。
丹佛美术馆（Denver Art Museum）扩建部分的外型是我坐飞机飞越这座城市，鸟瞰它有如交响曲般的景色时，突然想到的。这个项目正在进行，将于2006年启用。当地的景观让我惊讶不已——地壳的变动，释放出让人畏惧的力量，把整个山脉从地底推上来。我在苦思博物馆扩建部分的外型时，选了从机窗外看到的形状：洛矶山脉的嶙峋绝壁，直落峡谷。我在登机证背后以草草几笔画了下来，画不开的时候又拿航空公司的杂志来画。
在做英国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的项目时，我绞尽脑汁想传达这座建筑物的本质和试图展现的东西。这座建筑与大英帝国无关，也与战争无关，而是关乎面对全球冲突永无止境的本质。我脑中出现一个地球散成碎片的意象，就在那时，我知道这座建筑应该长什么模样了。
我一开始走的不是建筑的路。本来应该成为音乐家的我，其实是个音乐神童——信不信由你，我的手风琴拉得极好，还得过美以文化基金会（America-Israel Cultural Foundation，AICF）的奖学金。我至今还留有一篇乐评，评论我在特拉维夫音乐厅和年轻的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同台演出的独奏会。写这篇乐评的人几乎对帕尔曼这位天才小提琴家只字未提，却把全副心思放在我这个怪怪的、个头小小的手风琴手身上。我除了脚，全身都被那台“索伦托”（Sorrento）牌的红色手风琴给遮住了。手风琴有银色的按钮，用象牙和黑檀木做的琴键，伸缩的风箱边缘有黑白条纹。听到手风琴这样的乐器演奏严肃的古典音乐，吸引了全场目光，把舞台上的其他人都给比了下去。
即使在波兰，手风琴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器。留在罗兹的犹太人不多，我家是其中之一。要是给那些反犹太分子看到我们家搬进了一台钢琴，准会给盯上，我父母的害怕不是没理由的。既然给手风琴弹的严肃音乐乐谱不多，我只好自己改编所有的曲子。我早期弹了很多巴赫的作品，到现在还很喜欢，但是在加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弹那些能显示我高超技巧的曲子。我弹李姆斯基·科萨克夫（Rimsky Korsakov）的《野蜂飞舞》时，运指如飞，越弹越快，越弹越快。1953年波兰黑白电视首播时，我在电视上弹了好几首最拿手的古典小品，穿插在歌颂共产党领导的赞美歌之间。
我得美以奖学金的那年，帕尔曼也是奖学金得主。小提琴教父艾萨克·斯坦（Isaac Stein）担任评审；他旁边是近乎神话人物的小提琴家朱诺·弗朗西斯卡蒂（Zino Francescatti）；另一边则是传奇指挥家谢尔盖·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的夫人。赢得奖学金之后，艾萨克·斯坦把我拉到旁边，用他浓重的俄国口音说：“李布斯金先生，你不弹钢琴实在可惜。你穷尽了手风琴所有的可能性。”但是那时换乐器已经太晚，我的手已经习惯垂直弹奏了。
我一直喜欢画画，当手风琴的限制越发明显的时候，我也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画画上头。我迷上了铅笔，描摹一系列哈西德教派（Hasidic）的结婚画片；另外还画建筑物、风景和政治漫画。搬到纽约后，我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选修了绘画技巧课，我非常喜欢。有课的时候，清晨5点就会醒来，为当天将要发生的事兴奋不已。放学后，我在学校把功课做完，这样回家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练习技巧。我会画到夜深人静、手指发麻为止。
我母亲多拉（Dora）很担心我这么迷画画。她在毛衣加工厂上班，负责把衣领染色，然后缝到大衣上。下班回到家，她浑身大汗，身上粘满了毛料和化学染色剂——后来她得了癌症，我们都怪染料是搞垮她身体的元凶。她发出恶臭，模样吓人，除非冲过澡，不然她都不说话。但梳洗过后，整个人焕然一新，又是个标准的犹太妈妈，卷起袖子，准备在我们那纺织工会的宿舍煮顿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