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基(3)

在深锁内陆的罗兹,鲤鱼可是珍稀佳肴,但在纽约要吃到就容易得多。我母亲跟很多犹太移民一样,会在市场买活鱼,在塑料袋里装满水,把鱼带回家,放到澡盆里让鱼游动,直到下锅。我还记得她是怎么把鱼从澡盆抓出来,鱼儿猛力拍打,母亲把鱼的内脏扯出,一面忙着腌渍鱼肉,烘烤父亲最喜欢的蜂蜜蛋糕做饭后甜点,一面还跟我谈论文学、历史和哲学。她的话锋锐利,不时引述斯宾诺莎和尼采的句子,夹杂着意第绪语、波兰语,还有英语——她虽觉得英语很难,但乐于练习。

有天深夜,我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专心画画,她倒了两杯茶,在我对面坐下。“那你想当个画家?”她问道,好像要跟我开玩笑——但这次她很认真。“你想蹲在阁楼上饿肚子,连一根铅笔都买不起吗?这是你想过的日子吗?”

“但是妈,”我说:“也有成功的艺术家啊!看看安迪·沃霍尔。”

“瓦荷?要造就一个瓦荷,背后可能有一千个端盘子的穷光蛋。当个建筑师吧。建筑是门行业,也是门艺术。”然后她说了一句应该会让每个建筑师打心底感到高兴的话:“在建筑中总是可以表现艺术,但是在艺术中无法表现建筑。做建筑师是一石二鸟。”

我那聪明勇敢的母亲深深影响我的人生。生在后大屠杀世界的我,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而然,我把这段历史带到作品中。因为我的背景,我想了很多关于创伤与记忆的事。不是那种单一的、能被克服与治愈的劫难,而是牵涉到整个族群被毁灭的创伤,那种创伤既真实又虚幻。身为移民,我从小就觉得被迫流离失所,于是我寻求创造一种不同的建筑,一种经历过世界性劫难而对历史有所体悟的建筑。我发觉自己特别喜欢探索“虚空”(void)——当整个社群被彻底消灭、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当延续的生命被残忍地打断,生命的架构因而扭转、改变,无以复加,一种偌大的虚无便随之而生。

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现代主义大师认为,建筑应该呈现一个中性的面貌,但他们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中性?在经历了20世纪的政治、文化、性灵的蹂躏之后,还可能接受一个纯洁无瑕的现实吗?我们真的想看到四周尽是没有灵魂的无趣建筑吗?面对我们的历史,面对这复杂而混乱的现实,面对纯粹的情感,难道不想创造一个属于21世纪的建筑吗?

建筑和城市一样,有心也有灵魂。在建筑中,能感受到记忆与意义,体会到被唤起的性灵与文化的渴望。如果对此有所怀疑,那就想想当纽约世贸双塔崩颓时那种锥心的失落吧。

当时我住在柏林。2001年9月11日——犹太博物馆才刚开馆不久,来参观的人大排长龙。尼娜和我很兴奋;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接着,就看到那些影像,那一再出现的影像。我感到笔墨难以形容的悲伤。我和那些建筑有个人的渊源,亲眼看着它们从平地建起。我姐夫在世贸大厦里的纽约暨新泽西港务局工作多年,我父亲在附近的印刷厂上班。那个地区我很熟。也因为熟悉,在世贸重建项目①的设计竞赛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知道如何重建。我为现址中心构思了纪念碑,另外有表演艺术场所、博物馆和酒店,与商店、办公大楼和餐馆并存。我看到街道充满了生命,重新恢复了纽约天际线的光彩。

后来我以设计竞赛参与者的身份到了世贸大厦原址,在那令我深感震撼的片刻,我了解到,这个地点的灵魂不仅在于其天际线和熙来攘往的街道,也在于曼哈顿的岩床底下。

我在2002年10月参与设计竞赛,第一次到现场参观。“9·11”过后,清除了碎瓦残砾,留下一个大到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深坑。面积有46 750平方米,深达21.3米。②他们管那叫“澡盆”,尼娜跟我要求下到里面去。港务局派来的导览问为什么,别的建筑师都没这么要求啊。我们不知要如何说清,只是觉得有这必要;就这样,我们撑着廉价的阳伞挡着日头,穿着借来的橡胶雨靴,走了下去。

我很难解释,但越是深入坑洞,我们就越清楚地感觉到那股扳倒这幢建筑物的暴力与仇恨。那种失落感之大,让我们浑身无力,但同时也感觉到其他力量:自由、希望、信仰;人性的力量仍然笼罩此地。不管这里将来建了什么东西,都必须对恐怖行动所引发的悲剧发声,而不是就此埋葬。往走下,这座建筑物留下的地基之广,让我们心生敬畏,仿佛到了海底,可以感觉到气压的变化。打了7层楼深的地基和地下结构,全都没了。建筑物还在的时候,谁会想到底下有什么东西?我们想到纽约,总是会想到摩天大楼,但是在大楼底下,才会意识到这个城市的深度。每一栋建筑都扎根在这样的基础上,但有谁摸过地底的岩床呢?只有建筑工人——但为时甚短,然后就填起来,一层一层地往上盖了。

我们人在曼哈顿岛的地底,可以碰触到潮湿与冰凉,感觉到这个岛的脆弱与力量。还有城市的哪个地方,可以让人下到这么深的地底?罗马的地下墓穴?③也许吧。我们在底下感觉到整座城市,那些死难者的灰烬,那些幸存者的希望。我们感觉,眼前的一切,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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