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锁内陆的罗兹，鲤鱼可是珍稀佳肴，但在纽约要吃到就容易得多。我母亲跟很多犹太移民一样，会在市场买活鱼，在塑料袋里装满水，把鱼带回家，放到澡盆里让鱼游动，直到下锅。我还记得她是怎么把鱼从澡盆抓出来，鱼儿猛力拍打，母亲把鱼的内脏扯出，一面忙着腌渍鱼肉，烘烤父亲最喜欢的蜂蜜蛋糕做饭后甜点，一面还跟我谈论文学、历史和哲学。她的话锋锐利，不时引述斯宾诺莎和尼采的句子，夹杂着意第绪语、波兰语，还有英语——她虽觉得英语很难，但乐于练习。
有天深夜，我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专心画画，她倒了两杯茶，在我对面坐下。“那你想当个画家？”她问道，好像要跟我开玩笑——但这次她很认真。“你想蹲在阁楼上饿肚子，连一根铅笔都买不起吗？这是你想过的日子吗？”
“但是妈，”我说：“也有成功的艺术家啊！看看安迪·沃霍尔。”
“瓦荷？要造就一个瓦荷，背后可能有一千个端盘子的穷光蛋。当个建筑师吧。建筑是门行业，也是门艺术。”然后她说了一句应该会让每个建筑师打心底感到高兴的话：“在建筑中总是可以表现艺术，但是在艺术中无法表现建筑。做建筑师是一石二鸟。”
我那聪明勇敢的母亲深深影响我的人生。生在后大屠杀世界的我，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而然，我把这段历史带到作品中。因为我的背景，我想了很多关于创伤与记忆的事。不是那种单一的、能被克服与治愈的劫难，而是牵涉到整个族群被毁灭的创伤，那种创伤既真实又虚幻。身为移民，我从小就觉得被迫流离失所，于是我寻求创造一种不同的建筑，一种经历过世界性劫难而对历史有所体悟的建筑。我发觉自己特别喜欢探索“虚空”（void）——当整个社群被彻底消灭、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当延续的生命被残忍地打断，生命的架构因而扭转、改变，无以复加，一种偌大的虚无便随之而生。
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现代主义大师认为，建筑应该呈现一个中性的面貌，但他们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中性？在经历了20世纪的政治、文化、性灵的蹂躏之后，还可能接受一个纯洁无瑕的现实吗？我们真的想看到四周尽是没有灵魂的无趣建筑吗？面对我们的历史，面对这复杂而混乱的现实，面对纯粹的情感，难道不想创造一个属于21世纪的建筑吗？
建筑和城市一样，有心也有灵魂。在建筑中，能感受到记忆与意义，体会到被唤起的性灵与文化的渴望。如果对此有所怀疑，那就想想当纽约世贸双塔崩颓时那种锥心的失落吧。
当时我住在柏林。2001年9月11日——犹太博物馆才刚开馆不久，来参观的人大排长龙。尼娜和我很兴奋；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接着，就看到那些影像，那一再出现的影像。我感到笔墨难以形容的悲伤。我和那些建筑有个人的渊源，亲眼看着它们从平地建起。我姐夫在世贸大厦里的纽约暨新泽西港务局工作多年，我父亲在附近的印刷厂上班。那个地区我很熟。也因为熟悉，在世贸重建项目①的设计竞赛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知道如何重建。我为现址中心构思了纪念碑，另外有表演艺术场所、博物馆和酒店，与商店、办公大楼和餐馆并存。我看到街道充满了生命，重新恢复了纽约天际线的光彩。
后来我以设计竞赛参与者的身份到了世贸大厦原址，在那令我深感震撼的片刻，我了解到，这个地点的灵魂不仅在于其天际线和熙来攘往的街道，也在于曼哈顿的岩床底下。
我在2002年10月参与设计竞赛，第一次到现场参观。“9·11”过后，清除了碎瓦残砾，留下一个大到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深坑。面积有46 750平方米，深达21.3米。②他们管那叫“澡盆”，尼娜跟我要求下到里面去。港务局派来的导览问为什么，别的建筑师都没这么要求啊。我们不知要如何说清，只是觉得有这必要；就这样，我们撑着廉价的阳伞挡着日头，穿着借来的橡胶雨靴，走了下去。
我很难解释，但越是深入坑洞，我们就越清楚地感觉到那股扳倒这幢建筑物的暴力与仇恨。那种失落感之大，让我们浑身无力，但同时也感觉到其他力量：自由、希望、信仰；人性的力量仍然笼罩此地。不管这里将来建了什么东西，都必须对恐怖行动所引发的悲剧发声，而不是就此埋葬。往走下，这座建筑物留下的地基之广，让我们心生敬畏，仿佛到了海底，可以感觉到气压的变化。打了7层楼深的地基和地下结构，全都没了。建筑物还在的时候，谁会想到底下有什么东西？我们想到纽约，总是会想到摩天大楼，但是在大楼底下，才会意识到这个城市的深度。每一栋建筑都扎根在这样的基础上，但有谁摸过地底的岩床呢？只有建筑工人——但为时甚短，然后就填起来，一层一层地往上盖了。
我们人在曼哈顿岛的地底，可以碰触到潮湿与冰凉，感觉到这个岛的脆弱与力量。还有城市的哪个地方，可以让人下到这么深的地底？罗马的地下墓穴？③也许吧。我们在底下感觉到整座城市，那些死难者的灰烬，那些幸存者的希望。我们感觉，眼前的一切，神圣不可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