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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德国大文豪歌德，他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彩虹。”歌德说道。
这是建筑让我喜欢的地方：如果是好的建筑，那么生命光谱的每一种颜色都与其相关；如果是不好的建筑，那颜色全都黯然。从拜占庭的废墟到纽约的街道，从中国式宝塔的尖顶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塔尖，每一座建筑物都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或更妙的是，诉说着好多个故事。想想看：讲到历史，我们眼前所见都是建筑物。问到法国大革命，我们脑海里不会浮现丹东的形象，而会想到凡尔赛宫；如果神游罗马，我们会先看到大角斗场和广场；站在希腊神殿旁，或是走近英格兰南部的史前巨石阵，当年一石一瓦建造这些建筑的人宛然目前，他们的精神跨越历史鸿沟对我们说话。
如果这个建筑不好，沉闷平庸，欠缺想象和力量，那它只诉说自身建造的故事：怎么建造的？细节如何经营？资金如何筹措？但是，伟大的建筑一如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诗歌和音乐，能诉说人类灵魂的故事。能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从此有了改变。能唤起心中的欲望，勾勒想象的轨道。能对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说，嘿，这个世界和你所想象的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啊，你也可以变得和你以往所想象的大不相同。
一般以为建筑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建筑是活的，会呼吸，像人一样，有外貌，有内在，有躯体，也有灵魂。那要如何设计一座会吟唱的建筑，一座能表现个性、人性与美感的建筑呢？要如何着手呢？
20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和160多名来自各国的建筑师聚集在柏林博物馆（Berlin Museum）的会堂。这座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紧邻柏林墙，附近是工人阶级聚集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克罗伊茨贝格曾是柏林活力充沛的城市里数一数二的闹市区。如今，四周被60年代后进行的开发计划包围——被柏林墙、被自身的悲剧性过去给一分为二，荒芜而令人神伤。当时的西德政府委员会找我们来做一件相当勇敢的事：犹太人在柏林丰富的文化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于是博物馆决定在扩建的部分增辟犹太馆。
听过馆方的详细报告后，我们被引到侧翼的预定施工场地。那是个单调的小游乐场，偶尔会有巡回马戏团到此演出。我的同行们猛按快门，从各个角度留下纪录，但我一张照片也没拍，因为我所经验的是无法用底片捕捉的。我四处走动，脑中各种想法飞驰而过，但是对眼前的一切仿若视而不见。要如何捕捉到一个如此重要、有创造力，但同时又如此丑陋而痛苦的过去？如何只用水泥、玻璃、钢材来同时捕捉那动荡的过去，还有难以预见的未来？
一个带有德国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你面对的是东边，”这人说道：“往这方向去是柯霍街（Kochstrasse），走几分钟，就是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了。”
说这话的是瓦尔特·诺贝尔（Walter Nobel），一个人蛮好的年轻人。他后来很快就以建筑师的身份在柏林声名鹊起。“你是新来的，”他温和地告诉我：“可能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以及做事的方式。我们凡事一丝不苟。像这些事，你不能不知道。”他掏出一本便条纸，开始写下一连串数字。
“你必须知道洗手间的规格。连同防火规定，洗手间的规格至为重要……”
他说完后，我谢谢他，便把他的笔记塞进大衣口袋。那天晚上回旅馆房间准备上床睡觉时，我把笔记拿出来扔进字纸篓。这座建筑物的兴建不会扯到洗手间。
虽然我成年后一直以建筑设计为业，但直到52岁才算真正有自己的作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时间已过了6年，包括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在内，我已经有三座博物馆完工了，还有35项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计划。在多伦多、旧金山、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和丹佛有博物馆；在香港有一栋大学建筑；在瑞士有一座购物健身中心；在特拉维夫和伦敦北部各有一座学生中心；在米兰还有一项大型开发项目。
我是个幸运儿。
我怎么知道要设计什么？有人常问我，但我一直不太知道要如何回答，因为我的路数不怎么正统，甚至设计的过程也有些莫名其妙。有时，我的想法是被一首乐曲、一首诗，或只是被光线落在一面墙的方式所启发。有时，是我内心深处的光给了我想法。我不只把精力放在建筑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上，也会注意建筑物给人什么感觉。这么做的时候，我脑海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意象：在1956年波兰抗暴时砸毁的斯大林像；母亲的缝纫机绞进一堆布料，嘎嘎作响地就吐出一件肉色衬衣，我连看都不敢看；长在以色列沙漠里的柑橘，气味甜得令人心疼；酷热夏夜里，我的邻居坐在布朗克斯（Bronx）区公寓前的阶梯上，脸红通通，浑身是汗，争论着政治话题，希望有一阵微风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