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基(1)

FOUNDATIONS

曾经有人问德国大文豪歌德,他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彩虹。”歌德说道。

这是建筑让我喜欢的地方:如果是好的建筑,那么生命光谱的每一种颜色都与其相关;如果是不好的建筑,那颜色全都黯然。从拜占庭的废墟到纽约的街道,从中国式宝塔的尖顶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塔尖,每一座建筑物都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或更妙的是,诉说着好多个故事。想想看:讲到历史,我们眼前所见都是建筑物。问到法国大革命,我们脑海里不会浮现丹东的形象,而会想到凡尔赛宫;如果神游罗马,我们会先看到大角斗场和广场;站在希腊神殿旁,或是走近英格兰南部的史前巨石阵,当年一石一瓦建造这些建筑的人宛然目前,他们的精神跨越历史鸿沟对我们说话。

如果这个建筑不好,沉闷平庸,欠缺想象和力量,那它只诉说自身建造的故事:怎么建造的?细节如何经营?资金如何筹措?但是,伟大的建筑一如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者诗歌和音乐,能诉说人类灵魂的故事。能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从此有了改变。能唤起心中的欲望,勾勒想象的轨道。能对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说,嘿,这个世界和你所想象的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啊,你也可以变得和你以往所想象的大不相同。

一般以为建筑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建筑是活的,会呼吸,像人一样,有外貌,有内在,有躯体,也有灵魂。那要如何设计一座会吟唱的建筑,一座能表现个性、人性与美感的建筑呢?要如何着手呢?

20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和160多名来自各国的建筑师聚集在柏林博物馆(Berlin Museum)的会堂。这座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紧邻柏林墙,附近是工人阶级聚集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克罗伊茨贝格曾是柏林活力充沛的城市里数一数二的闹市区。如今,四周被60年代后进行的开发计划包围——被柏林墙、被自身的悲剧性过去给一分为二,荒芜而令人神伤。当时的西德政府委员会找我们来做一件相当勇敢的事:犹太人在柏林丰富的文化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于是博物馆决定在扩建的部分增辟犹太馆。

听过馆方的详细报告后,我们被引到侧翼的预定施工场地。那是个单调的小游乐场,偶尔会有巡回马戏团到此演出。我的同行们猛按快门,从各个角度留下纪录,但我一张照片也没拍,因为我所经验的是无法用底片捕捉的。我四处走动,脑中各种想法飞驰而过,但是对眼前的一切仿若视而不见。要如何捕捉到一个如此重要、有创造力,但同时又如此丑陋而痛苦的过去?如何只用水泥、玻璃、钢材来同时捕捉那动荡的过去,还有难以预见的未来?

一个带有德国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你面对的是东边,”这人说道:“往这方向去是柯霍街(Kochstrasse),走几分钟,就是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了。”

说这话的是瓦尔特·诺贝尔(Walter Nobel),一个人蛮好的年轻人。他后来很快就以建筑师的身份在柏林声名鹊起。“你是新来的,”他温和地告诉我:“可能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以及做事的方式。我们凡事一丝不苟。像这些事,你不能不知道。”他掏出一本便条纸,开始写下一连串数字。

“你必须知道洗手间的规格。连同防火规定,洗手间的规格至为重要……”

他说完后,我谢谢他,便把他的笔记塞进大衣口袋。那天晚上回旅馆房间准备上床睡觉时,我把笔记拿出来扔进字纸篓。这座建筑物的兴建不会扯到洗手间。

虽然我成年后一直以建筑设计为业,但直到52岁才算真正有自己的作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时间已过了6年,包括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在内,我已经有三座博物馆完工了,还有35项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计划。在多伦多、旧金山、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和丹佛有博物馆;在香港有一栋大学建筑;在瑞士有一座购物健身中心;在特拉维夫和伦敦北部各有一座学生中心;在米兰还有一项大型开发项目。

我是个幸运儿。

我怎么知道要设计什么?有人常问我,但我一直不太知道要如何回答,因为我的路数不怎么正统,甚至设计的过程也有些莫名其妙。有时,我的想法是被一首乐曲、一首诗,或只是被光线落在一面墙的方式所启发。有时,是我内心深处的光给了我想法。我不只把精力放在建筑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上,也会注意建筑物给人什么感觉。这么做的时候,我脑海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意象:在1956年波兰抗暴时砸毁的斯大林像;母亲的缝纫机绞进一堆布料,嘎嘎作响地就吐出一件肉色衬衣,我连看都不敢看;长在以色列沙漠里的柑橘,气味甜得令人心疼;酷热夏夜里,我的邻居坐在布朗克斯(Bronx)区公寓前的阶梯上,脸红通通,浑身是汗,争论着政治话题,希望有一阵微风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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