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先生回忆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大学的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各系纷纷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会贯通，“独有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两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少有接触，外国文学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两系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鸿沟”了。而清华于1928年改大时则不然，外文系的负责人王文显、吴宓等通晓中西，培养学生也要求“东西博取”。先后主持中文系的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都是从治新文学而走上大学讲坛的。他们甚至认为应把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系合并为一个“文学系”(详见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二系机构刍议》及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杨文载《最完整的人格》，北京出版社，177~185页)。这一建议在教育上是否可行属另一问题，其方向即实现中外文学的会通，无疑是正确的。杨、朱共拟的关于《中国文学系课程总说明》(1929年)中明确指出，中外文学上的贯通，其目的是“比较研究后，我们可以舍短取长，增益我们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工具。这也与我们借助于他们的火车、轮船、飞机是一样的。借助于他们的机械来创造我们的新文学”。这种以西方文学为“机械”来制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的主导思想贯穿于中文系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诸多方面，从而显示出其他一些大学中文系所没有的特色与生机。杨振声认为：“清华是最有此明智，有此能力，为中国文学系树立一种规模，给全国大学一个榜样作参考的。”(《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177页)“可是二先生先后逝世，遗志未成。”这“二先生”就是闻一多和朱自清。
朱自清历任清华中文系主任达16年之久，是对形成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但朱的扛鼎之作是散文，其次是新文学的研究。由新文学而进入古文学，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以今人规范古人，用现代眼光肢解或歪曲传统。而朱全然没有这路毛病，“他的观点是历史的，他的立场是人民的。”(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载《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38页)他反对繁琐死板的考据，但又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认真地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诗言志辨·序》)。朱先生是新诗人，但却反对仅凭直觉感受去理解古诗。“朱先生有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诗是精粹的语言，它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多义的，诗的欣赏必然植根于语言文字涵义的了解，多了解一分，多欣赏一分。”(王瑶：《念朱自清先生》)以《诗言志辨》为例，朱先生的这本书，看来只是辨析“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等四个中国诗论中的概念，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整个脉络，论文通过厘清这些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出中国文学词语中“载道”与“缘情”两种文学主张互生共在的现象。在西方看来两种绝然对立的“意义”，在中国却可奇迹般地共居于一个“词语”当中，这种“模糊性”其实包含着深刻的辩证观念。朱自清大学时代是专攻哲学的，哲学修养相当深厚。论文看来是谨严的注疏，但条分缕析，层次井然，史的逻辑相当严密，显示出作者内在的逻辑思辨功夫。在当时的中文系，这样的论著并不罕见。抓住文学史上的典型文学现象或某一词语，“上穷碧落下黄泉”，从根到梢，以科学的方法严证史实，梳理概念，弄清正变，剔除本质，从而获得于今有益的启示，这几乎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学术规范。19世纪末，学术界有所谓京派、海派之称，京派谨严而偏于守旧，海派开阔而流于空泛。朱先生生前最后一年的日记中写道：“芝生(即冯友兰——本文作者注)谓余等之研究工作兼有京派、海派之风，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长。”(《完美的人格》，54页，三联书店)“余等”似指中文系同仁，这段话既概括了中文系教师的共同追求，也是对多年所作实绩的肯定。
释古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闻一多。但闻与朱迥然不同：“一多宏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载《最完整的人格》，北京出版社，244页)。闻一多是被学术界公认从新文学转入旧文学研究的最成功者。早在旅美期间，他就致力于培育“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探讨如何将中国旧诗的格律接入新诗。进入大学教书后，在开掘本土的文化中，他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每个字里的意义要追问透彻，不许存入丝毫疑惑”的求实精神，并辅之以近代西方的符号学、语义学、阐释学、统计学等科学方法，不避繁难，细密考证。郭沫若说：“他(指闻一多——本文作者注)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虑的赅博，立说的新颖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闻一多全集·郭序》)后两句或多少有些过誉，但闻一多在治学态度的严谨方面确是堪称楷模的，从而他的学术成就就能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闻一多不是“释古派”，而是“疑古派”。但诚如冯友兰所说，“疑”与“释”本来就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是相辅相成的，“疑”只要认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释”。闻研究古典的目的是戳破“圣人的点化”，还文献的“真实面目”。“他不但研究人类文化学，还研究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个对象。”(《闻一多全集·朱序》)他揭破了“螣蛇”——儒家认为的“神物”——原为“牝牡相交”；《诗·风·苢苡》也不似朱熹所描绘的“农家乐”，“而是性本能的呐喊”。《诗·风·候人》被朱熹解释为讽刺“近小人远君子”的，闻则不客气地说：“近小人”是谎话，“远君子”又是谎话中的废话，其诗不过“是一个少女派人去迎接她所私恋的情人”。闻对原始生命力的寻求区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者的地方是，他更重视民族原始生命力的寻求，这一点在关于龙图腾的考证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其追寻的目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唤起民族的生命力的图存。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闻一多自己也明白地表示：“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须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它一口。……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的‘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
作为闻、朱的传人，林庚更多地接受闻的影响，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显示出对生命底蕴的潇洒追求。而王瑶却更多地继承了朱的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格。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中的每一篇论文在发表前都由朱先生审阅、修改，但王瑶又在许多方面有所超越。朱自清关于中古文学的研究以考证细密、辨义清晰著称，并且能不露形迹地引入西方文论，博采精掇。王瑶继承朱的考证功夫，所有材料几搜罗无遗，论述力求符合于“史”，但他从青年时代就锻炼出来的那种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和对扑朔迷离的现象进行条分缕析的能力，使得他从一开始就不把目光局限于一个诗人、一个概念或一种文体，而是从整体上梳理汉魏六朝的文学，探究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士心态同文学发展的关系，因而显出一种既严谨扎实又高屋建瓴的特色，较好地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部《中古文学史论》是有鲜明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但不同于解放后撰写的某些文学史论著那样把文学当作社会政治经济的插图。作为鲁迅最好的学生之一，王瑶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研究方法，将“酒、药、女、佛”等文学典型现象作为中介，从而把社会政治经济同文士的心态衔接起来，避免了机械唯物论的弊端。他还注意吸收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之有益部分，如在《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一文中，应用弗洛依德的宣泄说解释宫体诗产生的心理原因为：“……可以使纵欲的要求升华一下，使由生理的满足提高为心理的满足。”(《中古文学史论》，173页)王瑶关于社会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相结合的尝试虽属初步，但确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葛晓音认为，王瑶“在中古文学研究由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转关作用，是世所公认的。《中古文学史论》对研究课题的全面系统发掘，为这门学科的现代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378页)。王瑶对“清华学派”的论述既是总结清华的历史，也是对他本人学术风格的阐释。王瑶先生为“清华学派”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惟独“漏掉”了一个人，就是先生自己。事实正如王富仁同志所说：“王瑶先生是清华学派当中的一位大师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