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小结

纵观“清华学派”的历史,可否将其学术思想及风格概括如下:

第一、 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取“两极”对抗的思维模式,而取“综合”模式,即通过解释学的方法援“外”入“中”,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 对历史与现实,既强调准确把握历史本质,又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第三、 微观与宏观,既强调微观的谨严,又重视宏观的开阔,“兼取京派、海派之长”;

第四、 在操作方法上重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方法,同时吸取传统训诂学之长,使论文具有克里斯玛式的权威气质。

诚如本文开篇所说,上述特点并非清华学派所独有,而只是在清华具有相对的“集团性优势”。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学派”结束了它在清华园的历史,但它依然活着,并且发展着。在这方面,钱钟书的《管锥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康、梁把对传统的阐释从“道德伦理”阶段转向“经世致用”阶段,而钱则将它推上更具有审美意味的寻找“心灵之乡”的阶段。我们今天重新解释传统,理所当然地包括道德伦理和经世致用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为了给现代中国人乃至人类“寻找精神家园”。抓住这个核心,传统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

从东南学派到清华学派本文原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西学冲击下晚清学人的心态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未所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欲破壁以拨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59页)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欲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动因。但正如钱钟书《围城》所喻——“漆室”之内与“漆室”之外的人感受和意欲截然不同:欧战以后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情况比中国更糟,一位美国记者就曾恳切要求梁启超把中国孔夫子介绍给欧洲以拯救“西土之沉沦”(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批在哈佛大学攻读多年的中国青年,由于在“室外”呆久了,不仅不像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者那样要“只手打倒孔家店”,反而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发现孔夫子还有世界性价值。其中之一的吴宓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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