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山东人民喜欢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业余爱好，而是没心没肺的杨广欺山东太甚了。杨广对山东总是特别“关照”，营建东都洛阳，开挖大运河，杨广下诏征调了大量的山东民工进行无偿劳动，饿死、累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发生罕见水灾，洪水淹没了大部分郡县。第二年，走了洪水又来了干旱，全境疫病流行，家家缺衣少食，路上饿殍遍地。面对满目疮痍，杨广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变本加厉，将山东作为征伐高丽的桥头堡和人力、物力供应基地，在这里增置军府，征兵、养马、造船、运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一切和打仗有关的东西都和山东有关。攻打高丽需要战船，杨广命令在东莱海边日夜不停赶造船只。工匠由于长时间站在 水中工作，许多人人腰部以下溃烂生蛆。一个大活人身上竟然蛆虫翻滚，这是多么残酷和可怕的景象！可是，如果能保住性命的话，即使是那些身体生蛆的人也高呼幸运，因为三百艘战船造完后，生还者只有二分之一。相对于生命的完整，蛆虫在躯体上咬点肉喝点血，那种不屑真的就跟蛆虫的个头一样，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那个只有死亡不死、君王良心阉割的年代，即便今天不死，这次不死，谁能保证明天和下次，腰上生蛆的“幸运大奖”还会落到你的身上？
看完了以上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东是隋朝的“造反之母”了。
山东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倒霉”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便利的海上交通。它上连河北、中连河南、直达涿郡，对进攻东端的高丽来说，这里是最好的战略物资中转站，离前线不远不近，具有弹性很大的战略纵深，而且濒临渤海，水师可从渤海湾直接起航，直扑平壤。
种瓜不一定得瓜，因为有可能瓜还是苗的时候就夭折了；种豆不一定得豆，因为有可能瘪塌的豆荚里空空如也。但种下一粒罪恶，收获到的一定是十倍百倍的反罪恶。杨广就是一个长期播种罪恶的顶级恶霸。他在山东种下了太多的令人发指的罪恶，不得不反的山东人最终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并将火势吹向全国。
公元613年以前，民众反抗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地区。但自这年六月杨玄感率军反隋后，造反风潮迅速扩大到江南、岭南、关中、淮南等地，完成了由点到面的重要转变。
杨玄感造反虽然没有成功，但因其身份地位的极度特殊，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点《资治通鉴》也有记载。杨广在辽东前线听说杨玄感造反后，震动不小，他担心杨玄感会形成气候，急召亲信大臣苏威商议办法，明白人苏威斩钉截铁地说：“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那意思是说，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必为他谋反而担忧，但是，如果其他重量级人物都纷纷效仿他发难，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见，杨玄感造反的结果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玄感之后，民众造反更是如雨后春笋，齐刷刷往外冒。大家都是一个心理：尚书贵族都反得，我反不得？这和中国“造反之父”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一脉相承。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造反军天不怕，地不怕，不管谁的奶酪都敢动。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回军时，志得意满地从涿郡赶往洛阳，在经过邯郸时，竟然遭到了杨公卿农民军的袭击，抢去了杨广四十多匹心爱的御马!这太不可思议了，八千个农民军居然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御驾亲征的大军玩打砸抢，这也太拿皇帝不当干部了。
只要锄头舞的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当造反军已经牛到敢和国家总舵主面对面掰手腕时，这个国家绝对是已经病入膏肓，寿终正寝只是早晚的事了。史籍形容隋末农民造反形势时常用到两个词组：群贼蜂起、多如猬毛。
这两词用得很有意味，里面藏着两种动物：蜂和刺猬。两者体型都很袖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上带刺。
对杨广来说，造反者就是一个个刺头，在他不以为意的时候，一次次刺得他遍体鳞伤，如鲠在喉。
公元615年，河北、山西一带的民变已经呈炸锅状态，到处是沸水流淌，造反者跟田径比赛似的，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河北上谷（今河北易县）的魏刀儿、王须拔以及在龙门（今山西河津）起事的毋端儿的造反军团都超过了十万人，声势很大。
